自古以来，我国便有了谥号制度，这一制度的存在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一种评价，更是一种对其一生贡献的总结。从西周时代开始，谥号就已经成为了记录历史上帝王、将军、士人等人的重要工具。在唐朝时期，大臣们认为单纯用三言两语来概括皇帝的丰功伟绩显得太过简短，因此谥号逐渐变得更加长绀。如李世民的谥号“唐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就充分体现了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卓越成就。
到了清朝，谥号甚至有时达到十几个字，这让后来的称呼更为方便，便于人们记忆和传颂。而随着时间推移，一些专门用于称呼皇帝家族成员名字的庙号也逐渐流行起来。庙号通常指的是供奉在太庙中的名义，它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就像明太祖朱元璋或者宋太祖赵匡胤一样，而明代中期，朱棣原本被赐予了“明太宗”的庙号，以表达他作为继承者的地位。
然而，在朱棣继位后的某个时候，他做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改变——废除了建文年号，并改为洪武三十五年。这一举动不仅反映出他的权力欲望，也显示出他想要成为明朝第二位真正意义上的皇帝。此外，由于无嗣而终的小学者明武宗朱厚照，其弟嘉靖即以藩王身份登基，继承了帝国宝座。
此刻，让我们回到那段关于嘉靖与父亲关系的问题上来。在那个由昭穆始祖居中左昭右穆排列顺序决定的人物列表里，有7个位置可供填补，而后来的进入依次升至祧庙。但嘉靖并非轻易接受这个安排。他提议将兴献王提升至太庙，从而实现自己的愿望——让自己之父成为祭祀对象，同时确保自己血脉中的先辈——即朱棣——不会因这一变动而被抬进祧庙。不过，为避免冲突和混乱，他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手法，即所谓“宗升祖”，这样可以保持家族尊严，同时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最终，这场复杂的情感纠葛与权力斗争，最终形成了一份既能维护家谱尊严又能满足个人野心的大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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