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晚期的外交政策与其前期相比，呈现出明显的转变。自乾隆之初，便开始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兼并扩张。这一政策在中亚和西藏等地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引发了外界对清朝野心膨胀的猜疑。
19世纪下半叶，随着列强对亚洲地区日益增长的兴趣，清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英国、法国、俄国等国家不断推进其势力范围，与清朝接壤或邻近区域发生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一些亲英派官员倾向于通过割让土地来换取列强支持，但主流舆论和政府高层仍然坚持“宁死不屈”原则。
《申报》、《时务新报》等当时著名报纸频繁发表文章，以批判那些主张割地求和的人为非作歛，并且号召民众抵抗外侮。这些声音反映了社会上普遍的情绪，即即使面临列强的威胁，也要保持国家尊严，不得轻易放弃领土。
在此背景下，一些官员如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提出了维护国家独立完整的一系列方案，他们主张通过军事力量加强边疆防御，而不是依赖于外部势力的帮助。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国家安全，不至于成为别人的棋子被动挪用。
尽管如此，由于内忧外患以及国内经济问题积重难返，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失利及辛丑条约签订，这标志着清朝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实力不足，从而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地理调整。但即便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当局仍然尽量遵循既定的原则，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不愿意做出根本性改变，比如割让广大领土给日本。此举虽然暂时缓解了紧张关系，却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为后来的帝国主义侵华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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