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文化的织品中，传教士们穿上了新衣裳，这不仅是一场着装变革，更是一种文化交融的过程。沙勿略神父和利玛窦是这场变革中的先行者，他们通过易服，展现了对当地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沙勿略神父，在抵达日本时，仍然坚持穿着欧洲修道士传统的黑色修道服，但他很快意识到这种装束在日本社会中并不被接受。他开始模仿佛教僧侣的华丽服饰，这样的易服让他能够更好地融入上流社会，并赢得了大内义隆等人的赞赏。在异国他乡，以外表上的华美装饰来提高威望，是一种巧妙的手段。
利玛窦则是在中国传教期间，他曾经多次改变自己的形象，以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在1583年，他与罗明坚神父一起进入广东肇庆，他们自称来自“天竺”，并且不断学习汉语，以此吸引中国人。利玛窦解释自己留下来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为了传教，他带来了各种西方新事物，如圣母像、地图、星盘、三棱镜及《几何原本》等，这些都极大地吸引了中国人的兴趣。
戚印平教授指出，“利玛窦易服这一细节也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因为一个意大利耶稣会士改穿中国儒服，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极具象征意义。” 利玛窦第一次易服是在入华之初，用异教僧侣的衣服换取神圣修道师身份；十二年后再次改穿儒服，是为了融入官僚社会。而他的多次易装变化都是受制于所处社会现实情况，为得到生存和传教提供通行证。
最终，无论是沙勿略还是利玛窦，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为实现宗旨而努力，即使他们无法完全改变别人，也成功改变了自己。这正如洪若翰神父所说，“他们必须按照这个目的来调整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一切行为。”
(本文及图片由城大中国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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