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对外关系在唐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东亚地区同和日本关系交流密切，东南地区同越南和印尼也加强了联系。
宋朝的外交同时也影响到了西亚、印度次、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达到非洲的索马里。
两宋时期，统治半岛的是王氏高丽（918年～1392年）。北宋统一后，两国关系密切。高丽曾屡次向北宋馈赠良马、兵器、弓矢、金器、铜器、大布、人参、硫磺及药材等等，还多次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文化和技术。宋朝也厚待高丽来使，并派使臣去高丽报聘。
1123年（宣和五年）出使高丽的徐兢，受到高丽政府的隆重接待。他回国后，根据自己的经历、调查和访问所得，写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北宋政府还多次向赠送礼服、乐器、银器、漆器、锦、绢、茶、酒、象牙及钱币等等，还屡次派太医到传授医术。
两国间的大批贸易，起初是由双方官府通过朝贡和特赐的方式进行的，后来民间交易也渐渐频繁起来。
两宋时，每逢春末夏初，山东、两浙、福建沿海的港口，特别是明州，港岸边便挤满了由高丽来的船只；到夏秋之间的南风季节，高丽由贞州到开京的水道上，也不断地行驶着从中国各个港口来的商船。
两宋时期，到中国求法和留学的高丽僧人非常多，他们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礼遇和照顾，在两国文化交流上，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的影响下，很快学会了雕板印刷技术。
两宋时期出现的活字印刷术，大约在13世纪初传入，人改铸成铜活字。后来，这种新兴的印刷术被政府所采用，为称誉于世的李氏铜活字打下了基础。
日本
在宋代，中日交往相当密切，明州一直是双方交通的门户。
当时从日本输入的货物，主要是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砂金和各种手工艺品。中国黄金的价格比日本高，因此日本的黄金大量输入中国。黄金的大量输入，有利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日本制造的宝刀和纸扇，素负盛名，输入后深得宋代士大夫的喜爱。输住日本的商品，主要是瓷器、丝绸、香料、药材、书籍、文具以及铜钱等。
北宋初和神宗时，准许铜钱出口。特别是日本镰仓时期（1185年～1333年），商业发达，而其国内币制紊乱，铜钱质量低劣，所以对中国钱币需求十分迫切。南宋理宗时，日本政府一次就从中国运去铜钱十万贯。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28处出土的中国铜钱，自唐至明共为55.3万余枚，其中北宋钱占82.4%。
至于书籍，也不断传入日本。如北宋太宗时，中国的雕版印本《大藏经》等大型书籍，由日本僧人乘中国商船带归，藏于京都法成寺。雕板书的大批输出，对日本的印刷事业，也影响颇大。
在文化交流方面，两国僧徒的频繁往返也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名僧荣西，曾于1168年和1187年两次来中国，他不仅把禅宗输入日本，还将茶种带回日本，并著《吃茶养生记》二卷，对茶叶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越南
两宋时期，越南存在了几个王朝，有时称安南，有时称大越。他们都和宋朝保持了密切的交往。
宋代输入占城的商品有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及铅锡等，越南人使用的纸和笔，也是由宋朝输入的。而越南的木棉（棉花）、占城稻等，同样受到宋朝的欢迎。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的文字对越南有很深的影响，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在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称为“字喃”。“字喃”是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来表达越南语言。此外，中国的医药对越南也产生很大影响。
印尼
两宋时期，中国和印尼的交往非常密切。成书于1225年（宝庆元年）赵汝适的《诸蕃志》，对于来中国贸易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相当详细的记载，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新拖（在爪哇西部）、苏吉丹（在中爪哇）、三佛齐等，都在今印尼境内。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茶叶、瓷器、铁器和农具等。对方主要输出的商品是沉檀香、茴香、犀角、象牙、珍珠、水晶等。
此外，两宋时期，中国和亚洲南部的柬埔寨、缅甸和印度等国，也都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西亚
两宋时期，中国和西亚地区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中国贩运到阿拉伯地区的货物，主要有丝织品、瓷器、纸和麝香。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则是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的地方，他们通常贩运香料、药材、犀角、珠宝到中国，再收购丝绸、瓷器等商品。
当时在广州、泉州城内，还居住着许多阿拉伯富商。阿拉伯人把阿拉伯文化，如天文、历法、医学等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
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火药、指南针等，就是由他们先后传播到非洲和欧洲，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