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扩招政策是其录取制度的核心。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关切，并决定召集所谓势家子弟进行特别考试。这一做法为后来的“官二代”特有的“别试”奠定了基础。
宋朝为了实现录取的公平性，在两方面下功夫：一是在名额上倾斜给平民和庶族，让更多普通学子有机会脱颖而出；二是通过扩招增加录取名额，为更多人才提供机会。
当初，宋朝建立之初，每年的进士名额并不高，只有十几人，但随着太宗赵光义登基，他大幅度地增加了录取名额。在太平兴国二年的一次考试中，共录取500多人，这一数字创下了纪錄。赵光义曾说：“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说明当时选拔人才的情况非常紧迫。当年的应试人数达到5300余人，被录用的比例约为10%，这一比例在当时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标准。
事实证明，这次扩招选择的人才确实具有远见。在那批进士中，有许多后来成为重要官员的人物，如吕蒙正，他以第一名被称作状元。如果没有朝廷对于“寒门”的特殊照顾，即使像吕蒙正这样的才能也难以脱颖而出。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是宋朝最大的一次录取，一共有740多人及第，其中包括900多人的特奏名。此外，还从落榜生中补加500余人的名字。这项政策被称作“特奏”，主要用来帮助那些长期未能及第但仍然坚持努力的人类获得机遇，这种破格提拔更像是恩赐一般，是少有的照顾性的处理方式。
由于其宽松的入学条件和优惠政策，使得宋朝成为古代中国最容易通过科举取得成功的一个时代。在这种鼓励下的影响力巨大，使得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口激增。据统计，当淳化二年（公元991年）的解试开始时，就有超过10万人的报名，这些都反映出了宋朝对于教育与选拔人才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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