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录取政策是十分重视的。根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的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曾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态度：“贡举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这就是宋代对于“官二代”的特殊“别试”制度的开始。
从公平角度看，宋朝在录取政策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倾向于选拔平民和庶族，这种趋势使得一般学子有更多机会出人头地；二是扩大录取名额，让更多人才能够被发现。
实际上，当初建立时期，每年的录取进士数量并不多，只有一二十人，但随着赵光义（太宗）登基后的积极措施，大幅增加了录取名额。在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共计录用500余人，是当时的一大记录。
在这一次考试之前，赵光义曾说：“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表明朝廷选拔人才的情急心切。当年的应试人数高达5300余人，而以10%左右的比例进行选拔，这在当时已经算是相对宽松。此后不久，一位大臣薛居正提出意见：“取人太多，用人太骤。”
事实证明，在那次扩招中，有许多优秀的人才被发现，如吕蒙正，他凭借一次状元成就成为宰相。这也说明，没有这样的公开、透明和宽泛的选拔体系，即使像吕蒙正这样的人，也很难有出头之日。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是宋朝最大的一次科举规模之一，那一年共计进士诸科超过740人的新秀，其中特奏名达到900余个，还补录落榜生近500名。此外，还通过赐予河北地区300多位进士及诸科者的身份给予支持，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教育改革，使整个社会更加开放与包容。
“特奏名”则是一项独有的奖励机制，用来鼓励那些长时间努力但未能及格的人们，不必再经过复杂繁琐的手续直接获得本科资格，这可以看作一种特别优待或恩赐式的破格提拔，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更容易走向成功之路。
由于其高效率和利好的政策，加上激励措施，使得参加考试的人数迅速增长。在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全国各地参加解试的人数已突破10万的大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