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被视为至关重要。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忧虑，并决定召集所谓“势家子弟”进行单独考试。这一做法便奠定了宋代对于“官二代”的特别待遇，即所谓的“别试”。
为了实现录取政策上的公平，宋朝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倾向于录取平民和庶族学子，使得一般人有更多机会通过科举考试；二是扩大录取名额，以增加出身非豪门家庭的人才进入仕途。
事实上，在宋朝初期，每年的录取进士数量并不多，只有十余人。但随着赵光义（太宗）的登基，大幅增加录取名额。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共计500人获得进士或同等待遇，这在当时是一次规模空前的选拔。
赵光义曾经表示：“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说明当时选拔人才的紧迫感非常强烈。在这一轮考试中，有5300余人参加，最终按10%左右比例录用。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个相对宽松的标准，但也引发了一些批评，如薛居正提出的“取人太多，用人太骤”。
然而，这种扩招政策最终证明是明智之举，因为从这一群体中涌现出了许多后来成为重臣和名人的人物，如高位宰相吕蒙正，他作为咸平三年那年的状元，其成就证明没有寡头化的制度限制，他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是宋朝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人才选拔，当年的进士及诸科共计740余人，其中特奏名超过900余人。此外，还补录落榜生近500余名，这些都显示出宋朝对于人才培养和选拔的一贯努力。
除了正常科目之外，宋朝还有一项特殊的照顾政策——“特奏名”，这是为了鼓励那些连续未能通过科举者继续努力，不必再通过正式考试即可获得本科出身，这是一种破格处理，对于那些长期备考但未能成功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慰藉。
由于其优厚的环境和较高的人员流动率，使得宋朝成为古代中国史上最容易金榜题名的一个时代。这种利好刺激导致了参赛人员的大幅增长。在淳化二年的解试中，就有10万多学生参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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