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的历史背景下，通判作为一位官员，其设立本意是为了监察知州、知府，对其工作进行监督。《历代职官简释》中提到：“宋代初设通判之时，职权几与知州、知府无异，名为佐官，实际是共同负责，甚至还是知州、知府的监视者。”这段描述对通判的角色有着较为准确的理解。
《宋史·职官志》中的记载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一制度。书中提到：“宋初惩五代藩镇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以刑部郎中贾玭等充。”此外，“建隆四年诏知府公事并须长吏、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也反映了当时对这一制度实施的手续和要求。此外，《宋史·职官志》还明确指出，“外官则惩五代藩镇专恣颇用文臣知州复设通判以贰之”，即通过设置通判来限制地方军阀的专横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些重要位置上的通判往往由皇帝亲自选定。这一点可以从赵光义任命袁廓为房州通判的情况来看。在太宗弟弟赵廷美被贬至房州期间，由于赵廷美案件极具重要性，因此需要派遣心腹人物进行监察。袁廓此前曾担任楚州知州，是级别较高的人选，而他被调至房州担任副手，更显得他的特殊使命和信赖度。
此外，在吴越王钱儒归国后，他曾受封郓州刺史，这次又被赋予房州总管一职，可见其地位与影响力。在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在正式或非正式层面上，都体现出了皇帝对于这类安排持有的深谋远虑，并且这种安排并非偶然，它们都是经过仔细考量后做出的决定。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尽管传统观点认为“二把手”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并不完全准确。一个好的制度执行久了会遇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以适应变化情况的一个例证。而这些调整和优化正是由最高领导者的决策所推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