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隋朝皇帝宁愿挨饿也不迁都洛阳？其背后的故事似南朝乐府中流传的悲歌，令人深思。据说是因为他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宇文泰面对前所未有的惨败后，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关陇豪右集团便是他主要的争取对象。靠着府兵制，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的宇文氏，却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在秦国实行耕战立国之策，以战争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一种方式，使秦国人人皆虎狼，有无与敌国相比拟之能。
另一方面，由于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制度，不给士兵提供薪水，只需自备作战所需，将国家从农民家庭殷实、体格强健的人选为士兵，从而避免全民征兵制带来的危害，即使打仗国家经济也能得到正常发展。
虽然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土地兼并一直是一个大问题，而土地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实际掌控。在隋朝及唐初，因为山东、河北地区经过魏、齐百年的发展而较为发达，加之新近依附，其授田政策仅为形式；相对的是关陇地区由于战乱频繁和地方势力不足，使得土地更多掌握在国家手中，可以维持均田制度稳定运行。
因此，当隋朝皇帝面临选择，他们宁愿承受短暂饥饿，也不会轻易放弃控制如此关键区域，并迁都至另一个相对较弱的地理位置——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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