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胡惟庸，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洪武三年，我被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七月，我凭借李善长的推荐，任右丞相，约至十年进左丞相。我位居百官之首。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我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我先阅内外诸司奏章，对己不利者，辄匿不上报。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与功臣武夫失职者，都争走我的门户馈送金帛、名马、高级玩物不可胜数。我曾因吴伯宗而险遭大祸；我得知大将军徐达对我不满，便在朱元璋处诬奏其奸行，但后来竟诱使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谋害徐达。当时未能得逞。
此外，我还千方百计地拉拢因犯法受朱元璋谴责的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让他们在外收集军马，以图谋反。此外，还勾结中丞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等，让陈宁坐中书省阅天下兵马籍。这一切引起朱元璋极大的注意。
朱元璋从元亡的教训中深感臣下的权力太大，将会导致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在洪武九年，他对各省权力机构进行改革，在十一年，又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这些措施进一步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
不久，我之子驰马于市，坠死于车下，我杀挽车者。朱元璋大怒，将我抵死，不准以金帛偿其家之请。在洪武十三年的正月，有人告发我谋反。我因此被以“枉法诬贤”、“蠹害”等罪名处死，同时也株连了很多其他的人。
当我的死亡之后，其谋反“罪状”陆续被揭发，如派林贤下海招倭；派封绩称臣于元嗣君，请出兵为外应；令李存义说李善长谋逆；毒死刘基；收纳亡命等事，以及韩国公李善长和其他多位开国功臣都受到株连，最终有三万余人遭到肃清。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功臣们因为与我有关而遭到追究，他们包括但不限于南雄侯赵庸、二公荥阳侯郑遇春、三公永嘉侯朱亮祖及靖宁侯唐胜宗等。而由于这些事件，当时有人怀疑是否真正发生了叛变，而明代史学家郑晓和王世贞则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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