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除了打天下的开国君主，大多数守成君主实在难以恭维。这批人从小在深宫高墙之内成长，没有经历磨难，耳边一片阿谀奉承之词，养成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指望他们力挽狂澜，难矣哉！
当然，也有例外。如明朝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长大，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这段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
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他身边多是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这与他的素质很有关系。在太子时期，他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将《尚书》、《礼记》、《周易》等经典深究，因此养成了“仁孝恭俭”的品格。
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不断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凡事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他拨乱反正，对内阁六部作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其中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以及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被罢官者还有另一名大学士刘吉。
清除宵小之徒，是为了起用德高望重的正直大臣。孝宗即位初，就想起了刚直不阿的司礼监太监怀恩，为表彰其支持言官抨击传奉官被先帝贬往凤阳而出于敬佩与倚重心，把他召回，并命其负责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
王恕和丘浚两位皇帝倾心的大臣，其间互相评价并不尽相同。一时间，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最终导致丘浚指使太医院官员刘文泰攻击王恕。此事件最终导致王恕不得不向皇帝作自我检讨，并请求退休。而丘浚则因其宽大的政治胸怀和忠厚待人的态度，被誉为当时的一代枢密顾问，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固执己见和偏激言论的问题。在弘治八年（1495）二月，由于健康原因去世，当时史家对他的盖棺论定还是公允地认为，他在朝中五年，以宽广启迪皇上，用忠厚改变士人习气，有清廉耿介精神，但也有强烈个人意见并且容易激动的情绪表现，如讥讽范仲淹庆历新政或岳飞未必能恢复故土等言论，这些都影响了他的人格魅力，使人们对他的评价变得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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