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除了打天下的开国君主，大多数守成君主实在难以恭维。这批人从小在深宫高墙之内成长，没有经历磨难，耳边一片阿谀奉承之词，养成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指望他们力挽狂澜，难矣哉！
当然，也有例外。如明朝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长大，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他认为明孝宗朱祐樘是例外，因为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
这和孝宗的素质很有关系。他在太子时期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养成了“仁孝恭俭”的品格。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经常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稍有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
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此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不会理政，只会高呼“万岁”，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他升官的法门，就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兄弟，与方术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结，紊乱朝政。
接着被罢官的是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以及刘吉，这两个人都受到言官们封官许愿和提拔，但最终因其行为受到了皇帝厌恶，被逐出朝堂。
清除宵小之徒，是为了起用德高望重的正直大臣。孝宗即位初，就想起了刚直不阿的司礼监太监怀恩—因为支持言官抨击传奉官被先帝贬往凤阳，而召回怀恩，并利用他的建议来罢免阿谀万贵妃的大宠，以起用方正的人选，如王恕和丘浚。
王恕历任巡抚、侍郎，都在留都南京，一直不受重用，其原因正如《明史·王恕传》所说：“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退休以后，他名声愈加高涨，在弘治元年(1488)顺应了皇帝的心意，被召回任吏部尚书，并参与机务工作，为当时的一股良好的政治风气做出了贡献。
丘浚也是这样一个人，由于他的经济才能和文化追求，他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并参与编撰《宪宗实录》，开创了尚书进入内阁的大前例。在他六十余岁的时候，还能提出二十二条关于政治改革的话题，其中包括端正自身作为立朝之本、节约开支、禁止拉关系等，对当时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即使这样的好皇帝也存在着问题，比如丘浚与王恕之间虽然都是忠诚于皇室的人物，但两人却互相倾轧，有时候甚至会通过阴谋手段攻击对方。此类内部斗争让人们对这些原本看似完美的人物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但总体来说，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在个人的品行上，都可以看到明孝宗与其他许多帝国中的守成君主不同，他更接近于那些真正关心国家事务且尽力改善现状的大领导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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