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明朝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而登位，则有嬖幸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当然，也有例外。谷应泰的这段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
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他身边多是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这和他的素质很有关系。他在太子时期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养成“仁孝恭俭”的品格。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对内阁、六部作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
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此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不会理政，只会高呼“万岁”，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他升官的法门，就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兄弟，与方术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结，使朝政紊乱。孝宗派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折前往内阁传达口谕：这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吗？万安无法辩解，一声不吭，只顾叩头。
接着被罢官的是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和刘吉。此二人沆瀣一气，他们向言官们封官许愿，将口蜜腹剑与钳制言路合而为一，是双料奸臣。大理寺官员夏堠上疏揭露他们的罪状，但依然在加官进爵，被人们称为“刘棉花”。后来引起皇帝厌恶，被迫罢职。
清除宵小之徒，为起用德高望重正直大臣做准备。在弘治元年(1488)，早朝除了每日一次，还增设午朝，每天召见大臣讨论治国之道，以确保决策充分考虑各方面意见。这一制度改革极大地提高了皇权与民间代表之间沟通效率，让更多的声音进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中，从而避免了单方面决定所可能产生的问题。
另一位受到信任的大臣丘浚，是学者型官僚，他以经济才能自负，并且深入研究国家典章制度。在景泰五年(1454)考取进士之后，他通过写出《大学衍义补》这一著作，对治国平天下的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并提出建议，这本书最终获得了皇帝高度评价，并由礼部出版。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存在矛盾和争斗，比如王恕和丘浚两人的关系并不融洽，最终导致王恕被迫退休。而丘浚虽因其忠厚改变士人习气而备受赞誉，但也存在一些偏激行为，如批评范仲淹庆历新政多事，或认为岳飞未必能恢复故土等言论，这些都影响到了他的形象。但总体来说，由于明孝宗能够倾听不同声音，并采纳正确意见，他成为了屈指可数的一代好君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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