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忠贤掌权的日子里,他这位不知书却横行霸道的宦官,以猜忌、残忍、阴险、毒辣著称。他的生意伙伴们是那些谄媚小人,他们排斥异己,大肆打压朝中异己,御史崔呈秀编造了《天鉴录》、《同志录》等,将不依附于魏忠贤的人全部网罗进去,将他们指为东林党人。皇帝最痛恨臣下结党营私,于是这些人的命运悲惨。
与此同时,归魏忠贤直接掌管的东厂的缉捕人员四出横行,凡他们缉访过的地方,都被整得稀烂。很多不愿依附魏忠贤的人都被污蔑为东林党,被下诏狱,多数都惨死狱中。
借着白色恐怖,魏忠贤在短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他在帝国内绝对的权威。他认识到辽东与京师唇齿相依关系,对后金入侵持有积极态度,不仅支持孙承宗推进战略,还任由袁崇焕督师辽东。在天启年间,由于袁崇焕与魏忠贤之间至少是和谐的,他们取得了一系列战功。
然而,当崇祯皇帝君臣相误的时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关宁铁骑裁员军饷不足,而皮岛军队则继续保持稳定的收入来源。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毛文龙的人,因为他投桃报李,对抗后金,并且成功地开拓了旅顺-义州一线的东江军镇,不断骚扰后金盛京以东城池。
尽管如此,在那段时间里,与后金对阵并未落下风,那几年又是饥荒年月,如果再抢不到东西,就会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困境。而如果明朝能够维持这样的围困封锁战略,只要三五年光景,便可复辽东,这一点并不算妄语。
那么,为何在那个时代,无论如何也没有出现类似情况呢?背后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钱的问题。当时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使得天下的金银尽聚三吴,而万历末年的工商税和海税被废除,这给予了新的机遇。而当时设立新税收并有效执行的人物,就是那位混账但能力强大的宦官——魏忠贤。他不仅针对工商业发达地区征税,而且通过得力的机构来确保其收取效率高而且公正无私。这使得农民能够安心劳作,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因为不断增加赋税而感到压力重重。
尽管如此,那些拥有地方势力根基的小人物,却认为只要倒掉这样一个人,就能改变一切。但事实上,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有足够的手段来支持和巩固皇权。如果没有这样做,最终还是无法避免灾难发生。在历史的大潮中,每个人都是局部的一环,而真正决定命运的是更深层次的事情——即所谓“皇权”这一概念所代表的一切力量结构及其动态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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