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代，地方的实际情况——人户、田土、物价的复杂性，对中央政府来说几乎是个难以触及的迷雾。晚明时期，商业经济的繁荣，被一些人视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但与宋代相比，这种商业化发展仍显得迟缓和有限。整个明朝，只能铸造出微不足道的一万两千万贯钱币，这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总产量。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问题，而缺乏有效管理技术的手段，政府选择了强化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以此来应对这些挑战。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那些问题本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如民商法律来规范交易行为。但是，在那时，一切都被归结到简单而传统的道德信条上：尊卑、长幼、男女等。这种依赖于道德而非法律来维持秩序的情况，让明帝国变得既虚伪又不切实际。这是一种文人的治国理念，其中一切都以高尚的伦理为前提，从而形成了一种极端地依赖道德来取代法律的地位。
可以说，这样的做法是明代全面放弃技术进步并且用虚伪、高超的情操去替代实质性的法律制度的一个直接结果。在这样的社会中，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充满了矛盾和虚假。这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文化价值观上的极致，也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结构中的严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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