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便有了谥号制度，这一制度的存在不仅是对个人的生平进行总结，更是一种对其贡献和行为的评价。从西周开始，谥号就成为了表彰或批评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唐朝时期，大臣们认为以短语来概括皇帝的功绩是不够的，因此谥号越来越长。例如，李世民被赋予了“唐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的高贵称号，这样的长谥号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君主地位和成就的高度评价。
到了清朝，尽管由于年限较长而出现了一些简化，但仍有许多皇帝拥有庙号，即供奉太庙中的家族名字。这样的习惯在明朝也得到了延续，而明朝中尤为显著的是朱棣，他原本被赋予了“明太宗”的尊称，以表示他作为顺位继承者的地位。不过，在朱棣即位后，他改变了建文年号，并废除了原有的年份，从而强调自己作为明朝第二代皇帝的地位。
然而，就像历史上的很多变数一样，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于朱棣这一点产生了新的看法。他原本被尊称为太宗，但百余年后的后人决定将他的庙号改为“成祖”。这个转变反映出史料记录与个人观念之间不断变化的一面。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嘉靖皇帝——一个因其热衷于炼丹术而闻名遐迩的人物。在他即位之前，他父亲兴献王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因为按照传统规则，昭穆始祖居中左昭右穆排列，所以他的位置并不适合进入太庙。但嘉靖却不同意让兴献王成为兴献帝，而是提议提升他到太庙之中。这一举措背后，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力斗争和对家族血脉关系重塑的一次尝试。
最终，由于嘉靖希望确保自己的父亲能够入祀，而同时又不愿让朱棣（他的曾祖父）失去荣誉，因此提出了一种特殊的手段——宗升祖，让朱棣如同开国之君一样永恒不朽。这样做既满足了嘉靖自己的需求，又避免了可能会影响到家谱结构的问题。而这一系列动作，不仅体现出了政治智慧，也展示出了封建社会复杂多变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