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被称作商帮。明清时期,中国大地上形成了晋、徽、陕、鲁、洞庭、龙游、宁波、江右、闽粤十大商帮。
晋商和徽商的兴起源于贩盐获利,陕西商人也不例外。明代陕西行省包括甘肃地区,不仅地域辽阔,几乎囊括了明代长城“九边”的西段,而且关中八百里秦川又盛产粮食,陕西商人便有了“输粮换引”的地理和资源优势。此外,为安抚边外少数民族,明政府开放“茶马互市”的边境贸易,使陕西商人又多了一条致富的门路。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也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因此,鲁 商受儒家“重农抑商”文化影响很深。从汉始,“士农工商四民分业”,但由于被排在末位,他们决定走上了以末(农业)致富,以本(农业)守之封建经济道路。
洞庭湖周围交通方便且物产丰富,是洞庭商帮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鸦片战争后,他们利用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将买办业等金融实体与丝绸布匹等实业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并逐步向工业资本发展。
龙游虽然位于偏僻,但其开放的心态使它成为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龙游 商帮不仅参与典当借贷,还投资手工业生产和矿产开发,在全国各地发展事业,因而民间有“钻天洞庭 商遍地龙游 帮”之说。
宁波因其海滨位置,是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因此拥有经营的地缘优势。大清南北两大支柱之一的是由宁波主导的大量钱庄,与北方票号相得益彰。此后,一些宁波人的新兴见识使他们适时将财务紧密结合企业,从而使宁波跻身于全国著名联营之列。
江右或赣州籍者,即居住在长江以南的人们,因为人口稠密且土地不足,所以很多人不得不靠经常来往才能维持生计。当朝廷实施官方朝贡贸易制度及禁海政策时,对于私下进行国际贸易变得更加困难,这促进了闽南地区走私活动增加,同时也加剧了对福建海域货物需求增长,使福建成为重要交易点。而广州则是国内与国外商品流通最为频繁的地方,其居民既参与内销,又涉足海外贸易,在近代上海买办力量中占据领先位置,只次于宁波。这一过程证明了这些城市之间不断变化中的联系网络,以及它们如何通过这股潮流转变自己的角色并适应新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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