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杨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因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在“三杨”中,我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
据《明史·艺文志》记载,我著作主要有《周易直指》十卷,《三朝圣谕录》三卷,《西巡扈从纪行录》一卷,《北京纪行录》二卷,《东里集》二十五卷,诗三卷。明人王世贞对我的诗评论说:“少师韵语妥协,声度和平,如潦倒书生,虽复酬作驯雅,无复生气。”大致概括了我的诗文特征。
我年幼时,因家庭贫寒父亲早逝,更为孤儿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我随继父曾改姓罗。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我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我曾在湖广江夏等地授徒自给。
建文元年(1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我因学行出众属于应征之列。在此契机下,我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从编纂官到内阁官员,不久被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再次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并辅助皇帝朱棣处理国事。
永乐二年(1404),机会再次光顾了我,我被选拔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与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被晋升左中允,再次升任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并兼管诸宫室事务。此时,由于朱棣对《周易》的喜爱,对我格外尊宠,使我的仕途充满阳光与鲜花。
然而,在天有不测风云的情况下,我仕途一度出现坎坷。当时争斗频繁,有意争夺皇太子位,但采取灵活策略,即使陷入困境,也能保持清醒头脑,最终顺利度过多事之秋。
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去世后,我被提拔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当新君即位服丧二十七天后,只有他和张辅、我三个仍着丧服上朝,此举令新君敬爱而提拔至首辅位置,让内阁直接插手六部具体行政事务,为填补由朱元璋废除丞相留下的巨大的权力真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仁宗关系极融洽,他赐给我及其他几位同僚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这让我可以密奏有关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对揭露贪污腐化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还利用这个机会促使仁宗变成一个开明有为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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