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了解地方的户口、田地和物价情况并不容易。到了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发展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有些人甚至将其视为“资本主义萌芽”，但即便如此，晚明在商业化方面仍然远不及宋代。据统计，在整个明代，“铸钱当不出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币量。这一时期，政府放弃了商业化管理方式，将社会组织机构简化，但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却找不到合适的手段来处理问题。因此，它们转而强调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在现代人的眼中，这样的做法应该通过技术手段，如民法与商法来解决，而不是归结到道德价值上，用简单的道德原则如尊卑、长幼、男女等来解决问题，以此取代法律。明朝以文人的特质全面展现，其国家政策也始终以道德伦理为依归，这种以道德立国的情形，使得虚伪和不切实际达到了一般中国历史上的极致。我认为，这正是由于明朝全面放弃技术，以道德替代法律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