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了解地方的户口、田地和物价情况并不容易。到了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发展得非常显著，有人甚至称其为“资本主义萌芽”，但与宋代相比，它在商业化方面仍然落后。整个明朝的铸币能力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水平。这意味着当时即使是铸造货币，也远不如宋代那般频繁。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当时政府放弃了商业化管理方法，并尽量简化社会组织机构，但却找不到有效的手段来应对这些挑战，因此强调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现代角度看，我认为明代应该用技术手段，如民法和商法来解决的问题，却都被归结为道德价值，用简单的道德原则，如尊卑、长幼、男女等来处理问题，以此作为法律的替代品。明帝国几乎完全成为文人的国家，每个方面都以道德伦理为标榜，这种以道德立国的情况，其虚伪性和不切实际性达到了一 历史上最高点。我认为，这正是由于明朝全面放弃了技术，而选择以道德取代法律造成的一种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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