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扩招政策是其录取制度的两个核心特点。据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曾表态对待科举中的不公：“贡举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从此，“别试”制度被实施，以确保“官二代”的公平竞争机会。
宋朝在录取政策上有两大倾斜：一是向平民、庶族倾斜——通过科举的普及，使普通学子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二是增加录取名额，以扩大选拔人才的范围。
事实上，在宋初期，每年的进士名额并不多，只有一二十人。而太宗赵光义登基后，便大幅提高了录取标准。在太平兴国二年的一次考试中，共计500余人获得出身之位，这一成绩创下了新高峰。赵光义曾说：“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表明当时选拔人才的心急如焚。当年参加应试的人数达5300余人，而实际录取比例仅占10%左右，这在当时已属较高水平。
这一政策调整证明了赵光义具有远见，他推行的人才选拔体系最终培养出了众多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如状元吕蒙正等。在咸平三年，一次考试中共錄取740多人，其中特奏名900余人，再加上补录500余人的特殊情况，这显示出宋朝对于未能金榜题名者的宽容与关怀。
“特奏名”则是一种特别的手段，用以照顾那些经过十五次考試仍未被錄用的考生，由于规定，他们可以直接獲得本科出身，无需再进行最后一次考试。这体现了一种破格提拔、恩赐录用的人文关怀精神，是少有的优待措施之一。
由于其独特的人才选拔机制，加之积极鼓励更多优秀人才参与竞争，因此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最容易实现金榜题名的一个时代。在这种利好环境下，全社会对科举学习产生强烈热情，使得每届考试都吸引大量考生参与，从淳化二年的10万考生规模来看，可见其影响力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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