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扩招政策是其录取制度的核心。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关切，并决定召集所谓势家子弟进行特别考试。这一做法逐渐形成了“别试”制度，对“官二代”的特权有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
宋朝的录取政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倾向于平民和庶族，让更多普通学子有机会出人头地；二是通过扩大录取名额来增加机会。尽管最初的录取率并不高，每年仅有一二十位进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赵光义即位后，录取名额大幅增加。在太平兴国二年的考试中，共计录取500余人，这一数字创下了纪录。
赵光义曾表示，他希望至少能够选拔到十分之一的人才，即每年能选出几十位人才。他指出的这一比例在当时看来非常高，当时大臣薛居正就担心过度扩招可能导致用人不当。然而事实证明，这次扩招是一项明智之举，因为从这批学生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物，如吕蒙正等。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宋朝进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那一年共计录取740多名进士及其他科目者。此外，还有特奏名900余人、河北进士诸科350余人，以及补录500余人的落榜生。这也说明，在宋朝，“特奏名”成为一种特殊待遇，用以照顾那些连续未被錄取的人员，而这种恩准措施被视为一种破格而优厚的待遇，即真正意义上的“恩科”。
由于利好刺激和较为宽松的人口政策，使得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激增。在淳化二年的解试中，有10万多考生参与，其中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求学者。因此，可以说，在宋朝，不但容易金榜题名，而且成为了古代中国最容易获得此类荣誉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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