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期，节度使的权力达到顶峰，他们自行任命或选择将领，并以家族世袭的方式维持其地位，这在唐廷眼里是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也是他们权力的无限膨胀。安史之乱后，这种现象变得更加严重。
对于唐廷来说，安史之乱是一次意外的灾难。玄宗皇帝在失去关中的关键时刻仓促逃离长安，而当时与地方州县之间的联系被迫中断，使整个王朝陷入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为了应对这一危机，玄宗设立了多个藩镇，让自己的子弟遥领，以此为内地带来军事上的自主权，以抵抗叛军。肃宗继位后继续推行这项政策，其目的是通过“以藩制藩”来达成平衡。
为了确保关中的安全并阻止叛军南下的威胁，肃宗设置了更多的藩镇，如汴滑、郑陈、淄青等；为了防止叛军侵扰江淮地区，他又设立了山南东道、淮南西道等；同时，为控制江淮地区并保证财政收入输入关中，他还设立了更多的地方治理机构。
根据统计，在肃宗时期内地新增设有40个以上的地方治理机构，其中包括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和经略使。这表明肃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平息安史之乱，并通过大量设置地方治理机构来实行“以 藩制藩”的策略。在四大道区（关内、河南、山南和江南）尤其建立了大量的地方治理机构，其主要目的在于阻挡叛军扩张以及稳定这些区域的情势。而三大道区（淮南、河东及剑南）的建置相对较少，因为这些地区在那段时间保持得较为宁静。此外，由于吐蕃北方压力，加上对安史残余力量重新利用的情况下，将部分力量迁至河北形成所谓“河朔诸镇”。
尽管如此，在代宗时代，并没有显著减少藩镇数量反而增加，因为增加容易而废除则困难，因此这体现出代宗时期对于地方割据采取了一种姑息政策，即尽量维护局面稳定，而不是进一步改变或减少它们。
到了德宗统治期间，由于建中削藩战争及奉天之难事件，对于各个方向不断出现新的威胁如李希烈领导下的淮西节度、高仙芝与薛讷领导下的河北三镇，以及李正己率领下的潞州，导致河南省境内频繁调整与变动，同时也因朱溉起义和李怀光兵变引发的一系列冲突再次调整局势，最终德宗统治期间新增25处地方治理机构。
最终，不仅如此，尽管这种做法试图缓解紧张关系，但它却加速了唐朝走向分裂，最终导致国家衰败，只能依靠一些苍白无力的措施尝试拖延时间，最终走向灭亡。在这个过程中，一连串挑战，如安史之乱、中亚游牧民族进攻以及奉天之难共同作用，都让唐朝逐渐失去了恢复能力，最终只能求助于那些已经无法挽回的事态发展进行最后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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