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隋朝皇帝宁愿挨饿也不迁都洛阳？兰陵王墓的传说背后藏着什么秘密？
据说，中宗的决定与他的妻子韦皇后的恋家之心有关，她不愿意远离洛阳。于是，巫师制造了一个谣言，说往东走是不吉利的，这个谣言让中宗相信了。
这个故事虽然听起来很有气概，但它也反映出中宗历史认识上的局限。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他们多次因为关中的饥荒而逃到洛阳寻找食物，而高宗更是在最后一次这样的行程中去世。
同样的情形在唐玄宗时期再次发生，并且到了德宗时期，长安面临更加严重的大饥荒。当地士兵因缺乏粮食开始上街乞讨，这种情况引发了对兵变的担忧。直到地方上的粮食抵达京师，德宗才得以放下心来，对太子说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这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充满了他的语气。
然而，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除外）没有选择“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他们不是觉得整此一举有点麻烦吗？
公元543年，在邙山附近西魏与东魏爆发了一场大战，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他损失惨重的地步。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力资源，宇文泰最终联合关陇地区豪右集团，这是他主要争取力量来源之一。
通过府兵制，即便人口和经济实力远落后于北齐政权的宇文氏，他们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内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就像秦朝商鞅变法后实行耕战立国策略，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致富之道，因此秦国人人皆虎狼，一军之威无人可比。
另一方面，府兵制是一种结合农战制度，它从农民家庭挑选体格强健、经济殷实的人充当士兵，不给他们提供薪水，只要他们自备必要品项国家只提供重型武器。这样一般农民免服役，也不会影响耕作，从而避免全民征兵制度带来的危害，即使打仗国家经济仍能发展正常。
其根本原因在于府兵制诞生于乱世，其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非强迫摊派；这与明代卫所制不同。而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此外，无论如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兼并土地始终是个问题，而兼并意味着国家失去了实际掌控。这种兼并既是特权阶级存在，又是经济发展自然结果，是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的必然结果。
在隋朝及唐初期，如河北、山东等地经过魏、齐两百年的发展，由于地主经济较为发达，其实际掌握土地并不多。而这些地区由于新近依附隋朝，便不进行强硬改革，所以授田只是形式化的手续。而关陇地区由于长期战乱地主经济未能形成，与地方势力相抗衡，所以土地更多掌握在国家手中，可以稳定维持均田制度。尽管关于隋朝府兵资料不足，但由此可知唐承隋制，以《新唐书》记载全国折冲府共566处，其中关、中、陇右、河东三处加起来共443处占四分之三以上显然关中的区域是重要来源。但既然国以军立，而且以府兵立国，那么也就不奇怪隋末至唐初的皇帝宁愿做逐粮天子，也不愿意放弃关中的安全而冒险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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