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建探究隋朝皇帝为何宁愿挨饿也不迁都洛阳

为何隋朝皇帝宁愿挨饿也不迁都洛阳？据说是因为他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由于西魏与东魏在洛阳城北爆发的大战宇文泰遭遇惨败，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扎根本土的关陇豪右集团便是他主要争取对象。靠着府兵制，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的宇文氏，在短短三十多年间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情况。

另一方面，一般农民则免去了服兵役责任，不会耽误老百姓耕作，也避免了全民征兵制危害，即便打仗国家经济仍能得到正常发展。而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则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

虽然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历代土地兼并一直是个大问题，而土地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实际掌控。一方面特权阶级存在，一方面则是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即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所导致必然结局。在隋朝及唐初期，大量地区因战争未稳定，加之地主经济较发达和地方势力不足，使得这些地区基本处于国家控制之外，所以隋朝无法进行强硬土地改革，只能进行形式化授田制度。

相对的是关陇地区自东汉以来就经常战乱，有能力抗衡中央政府的地主并不成熟，因此大量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可以相对稳定维持均田制度。根据《新唐书》记载，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其中关中的比例极高，是府兵制主要来源之一，因而也难怪隋唐皇帝宁愿做个逐粮天子，也不愿放弃关中的资源冒险迁都。此乃国以兵立，以府兵立国，又需依赖某一区域，那么即使面临饥荒，也难逃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