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除了打天下的开国君主,大多数守成君主实在难以恭维。这批人从小在深宫高墙之内成长,没有经历磨难,耳边一片阿谀奉承之词,养成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指望他们力挽狂澜,难矣哉!
当然,也有例外。如明朝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长大,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这段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
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他身边多是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这与他的素质很有关系。在太子时期,他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将《尚书》、《礼记》、《周易》等深入研究,对儒家的政治伦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与儒臣法吏密切合作,以儒家为准绳治国。
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此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不会理政,只会高呼“万岁”,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他升官的法门,就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兄弟,与方术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结,使朝政紊乱。当发现这些奏折,上面署名为“臣安进”,并非自己所写,而是由宦官怀恩带来的文件时,一声不吭,只顾叩头。
接着被罢官的是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以及刘吉等佞幸大臣,他们都因其奸诈和滥权而遭到罢黜。此类事件频发,使得言官们纷纷上疏要求改革,同时也引起了皇帝的心念,即使如此,有些忠实于正义的大臣依然遭受排挤和迫害,如王恕和丘浚。
然而,这两位大臣都因其坚持正义而受到重用。王恕曾经因为敢于直言而不得立朝,但当他被召回后,他利用午朝会议向皇帝陈述政见,并且获得了尊重。而丘浚则因为他的学问和忠诚,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并参与编撰《宪宗实录》,成为史上少有的既能干文教又能掌机务的人物之一。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最终王恕与丘浚之间出现了嫌隙,他们甚至互相攻击,最终导致两人之间关系破裂。这背后可能反映出在那一时代,即使最优秀的大员也不免受到各种势力的牵连和冲突,因此真正能够保持清廉公正地位的人还是非常稀缺的一个群体。但总体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明孝宗确实在当时社会中是一个特别令人敬佩的人物,因为他勇于改革弊端,为推动国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而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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