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帝制时代中真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实属罕见。从秦朝到清朝，开国之君除外，大多数守成之君往往难以令人恭维。原因在于，这些人从小就生活在宫廷深处，没有经历过世俗的磨难和挑战，因此耳边只听得到阿谀奉承的声音，他们因此养成了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
然而，有时也会出现例外。在明朝初年，历史学家谷应泰曾有过一番精辟的议论，他认为：“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及长，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他特别提到了明孝宗朱祐樘，即使身为帝王，他仍然保持了恭俭仁明的品格，并勤于治理国家。
孝宗与众不同，他不仅周围环绕着高风亮节的大臣，而且他还能多方征求正直的人才，并杜绝了宠信制度。他每天除了早朝，还增设午朝，与大臣频繁交流，同时关注民情疾苦，以寻求治安良策。因此，在他的统治期间，被誉为“众正盈朝”。
孝宗自己的素质也是促进这一切的关键。他在成为太子时，就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教导，对经史知识了如指掌，从而培养出“仁孝恭俭”的品格。而当他登基后，也没有放弃学习，不断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遇到疑问立即请教儒士法吏。这自然让人们评价他是遵循儒家伦理规范最严谨的一位皇帝。
他的治理手段也颇具特点。在内阁中，他首先对万安进行处理。这名大学士因其无能，只会喊叫“万岁”，被讥讽为“万岁阁老”。万安升官靠的是巴结宫中的贵妃及其家族，以及与方术佞幸李孜省勾结，导致政治混乱。当知道这件事后，孝宗派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折去内阁传达口谕：这是大臣应该做的事吗？万安无法辩解，只能低头叩拜，最终被罢官。
接着又罢免了尹直和刘吉。尹直和刘吉都是内阁大学士，但他们都与言官们勾结，一起封官许愿，让皇帝提拔言官，以此获得言官们的心。但是也有敢于直言的人，如翰林院候补员张昇，上疏揭露他们的问题。大理寺卿夏堠也上疏批评刘吉，但奇怪的是，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能够加官进爵，被人们称作“刘棉花”——愈弹愈起。不过最终还是引起了皇上的厌恶，被迫罢职。
为了起用德高望重的大臣，孝宗采纳了一些建议，比如召回司礼监太监怀恩，因为怀恩支持言官抨击传奉官被贬，并且尊敬倚重。此后，对待佞幸人员进行整肃，而对待方正忠诚的大臣给予重视，如南京兵部尚书王恕。一开始因为敢于直言而受排挤，最终却因退休而声名鹊起，再次被召回来担任吏部尚书，其责任是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
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丘浚。他幼年丧父，由母亲教导读书成诵，因贫借书数百里。在景泰五年的乡试考取第一名进入翰林院之后，他见闻广泛熟悉国家典章制度，以经济才能自负。丘浚向李贤推荐关于两广用兵的情况洋洋千字，不仅得到李贤欣赏，还由皇帝命人抄录发给总兵巡抚参考，使得丘浚声名鹊起晋升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祭酒。他写了一本《大学衍义补》，详细阐述《大学》的治国平天下道理，其中尤其强调江南财政问题，并呈献给皇帝，被赞美并晋升礼部尚书参与编撰《宪宗实录》等职务至死。
然而，即便这样优秀的人物之间也存在矛盾，如丘浚和王恕两人互相不服气，有一次座次排列争执不下，加剧彼此间嫌隙。此后，当时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王恕不得不请求退休。而当丘浚去世时，其公允性格和忠厚心地赢得了史家的认可，但同时也有弱点，比如偏激态度常常影响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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