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四大冤案中的文士爱蹭饭追忆那些被误解的晚明时光(图)

在晚明时期，文士们的生活方式与其他时代有着显著的不同。尽管他们心灵敏锐，耻感强烈，但这段时期似乎例外，他们热衷于举办派对和宴会。在财主家里，他们不仅白吃白喝，而且还能享受到宾客们的欢笑和美食。这场景中，人们放开肚皮大快朵颐，而那些被款待的人则乐呵呵地享受着盛宴。

当年的明宗室后裔朱承彩以其豪华的生活方式闻名，他每隔三差五就邀请文士和妓女来他的府上共饮一顿。一次，他甚至举办了一场大型聚会，邀请了南京的一百二十余位士子以及四十余名妓女，这样的豪迈举止在当时社会中是罕见的。

金銮之家，即便是准备为亲人庆祝喜事，也常常将筹备工作延至他人家园。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文人宁愿去蹭饭而非回家，因为他们认为与朋友共度时光比单独在家更有趣。王伯稠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虽然才情横溢，却选择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是专注于写诗、混迹酒局。他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找到机会加入派对，无需任何邀请，只要带上自己的诗句，就能够获得食物和欢乐。

晚明期间，有许多像王伯稠这样的文人的确存在，他们既未参与科举也未投身商业或缙绅阶层，或许只是游走于各个圈子之间，以诗歌或画作谋生。吴扩人即是一例，他虽品行高洁却“以布衣游缙绅间”，自信地谈论各种话题，并无忌惮地饮酒作乐。

林春秀，则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的典范，他因穷困而不得不靠蹭酒喝度日。一位叫郑铎的朋友经常为他提供酒水，但林春秀却习惯性地骂他，这种奇特的情谊持续了三十年以上，没有任何变化。此外，还有一些商人，如毛晋，不但自己编书卖书，还养起了文学界的人才；另如冯梦龙，则既是文学家的同时也是商贾。而这些文化界与商业界之间相互尊重、合作的情况，在晚明变得更加普遍，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态：文人喜欢蹭饭，是因为这个社会允许并鼓励这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