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历之后,晚明时期的文士们似乎颇为喜欢蹭饭。他们的心灵敏锐,其耻感比其他人更强烈,大多宁愿饿死也不吃周粟。但是,晚明的文化氛围与此有所不同,他们热爱举办派对,乐于接受财主家款待的美食。这些文人豪放自如,无拘无束地享受着丰盛的大宴,而那些提供款待的人则满脸笑容、心情愉悦。这不仅是一种共享饮食的场景,也让人们感觉仿佛进入了一个大同世界。
有一次,明宗室后裔朱承彩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他邀请了南京的一百二十余名文士和四十余名妓女参加,还特意请来马湘兰等人助兴。在金銮之下,本应筹备喜宴,但朱承彩选择到别处去蹭饭,这表达了他对共同享用美食这一场合更高兴的心态。
王伯稠也是这样一个人,他考过一次科举未中后,便决定不再复读,只专注于写诗和混迹酒局。他总是带着一张口袋和一副肚皮,不管是否有请柬,一旦有派对,他就会带上自己,并且毫不吝啬地大快朵颐,即使家里的人也很少见到他的身影。
这个时代还有许多像王伯稠这样的文士,他们并不介意去别人的家里吃饭,即使没有被正式邀请,也会凑过去加入大家一起吃喝。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能够在开餐的时候毫无羞涩地上桌,大快朵颐,不仅不会感到任何尴尬,而且还能发出嘎嘎的声音,这样的场景在其他朝代几乎是不可能遇到的。
为什么晚明如此?我们无法完全解答这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充满奇迹和宽容的地方,那里的文人们既不追求体制内的成功,也不急切攫取资产阶级萌芽下的机会,而是在缙绅之间游走,或奔向财主家的门庭若市,或以诗词画艺谋生,有一餐吃,一餐生活,比如吴扩人虽然品行非凡,但“衣冠白巾”,吐音如钟,却从未因为需要而刻意奉承财主或缙绅,只因那天没得酒,就一天过不得,所以常常去蹭酒喝。
林春秀也是这样一个自由撰稿人的例子,他穷困潦倒,却爱死了喝酒,每日没得那酒就难以过活,因此不断去找朋友郑铎要酒喝,对方尽管每天给他买酒,让他醉狂乱骂,却依旧保持着慷慨无求的情怀三十年如一日。而郑铎本身也是一位善良的人,没有丝毫怨言,将这份友谊视作宝贵珍藏,是难能可贵的事象。
晚明时期,文人与财主、缙绅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下,“即阀阅之家,不惮为贾”,商业活动与文学艺术交织,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提升,同时也提高了文人的生活水平。王守仁将士农工商并列观点推广,为富者说:“士以修治,农以具养, 工以利器, 商以通货。”这种思想环境让钱财变得相对重要,但同时也促成了更多互动交流,与传统文化融合形成新的风气。
李渔时代至清初,如金圣叹等人物,都能随便向别人要钱要东西,以其独特风格生活下来。这一切都显示出晚明时期对于社交、消费以及价值观念上的特殊性,以及民间养士新风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