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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的三大赋税之争,包括辽饷、剿饷和练饷,每一项都对民众的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辽饷,又称新饷,是为了应对辽东军事需求而增加的税收,从1618年开始,逐渐提高到崇祯四年的一分二厘,共计银六百六十万两。崇祯十年,加征剿饷以支援抗击清兵,直至1640年停止。而练饷则是为了应对内地战乱增加的税收,在崇祯十一年达到七百三十万两。

这些加派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使得民众深受其苦,以至于有人提出开矿或加税都不为过,但都因为担心引起更大的问题而被否定。御史郝晋言曾指出:“自古以来没有一年能从二千万中支撑京师,再从京师抽取二千万用于边疆。”这些加派不仅使得“盗匪”增多,也促进了民变,最终成为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初对于此进行了一些改革,如顺治元年的蠲免令,对前朝的三大加派进行了减免。但实际上,由于军费需要,这些改革并未得到彻底实施。在清代,一直存在着地方官员私自另行科派的情况,没有真正实现减免。此外,即便是在光绪十三年的情况下,当时每亩征收2分4厘8毫5丝,不包括地方官员额外加派,这在明初相比还要高出八倍,更不用说那些地方官员私自增加的部分。这就意味着尽管清代的赋税率远低于日本战国时代和江户时代,但由于长期累积,其负担仍然非常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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