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仅是文学的传承者，更是文化的缔造者与推广者。
在这段时期，一群文人，他们的心灵敏锐，其耻感比其他人强烈，大都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但晚明似乎例外。他们爱搞派对，爱到财主家去白吃白喝，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
有金銮者，本来家里办喜宴娶媳妇的，不到家里坐上席，却到这里来蹭饭了，他说，家里吃饭，哪有蹭饭跟大家一起吃有味啊。这种行为，在其他朝代几乎是不可能看到的。
王伯稠这样的文士很多，他们既不参加科举，也不顺晚明资产阶级萌芽下海去事产业，或是奔趋于财主家，或是写诗卖画，有一餐吃一餐，比如吴扩人品并不低下，诗名也闻天下，却“以布衣游缙绅间”、“衣冠白巾”，吐音如钟。但他一点也不因为吃人嘴短，刻意奉承财主与缙绅，只是在酒桌上豪饮狂笑、侃谈高论，与宾朋交谊，是一种特殊的情谊。
林春秀也是这样，他穷诗人一个，却爱死了喝酒，一日没得那酒，就一日过不得。他就去蹭酒喝，他有个朋友叫郑铎，每天给他酒喝，还特地给他制作了一只酒杯，以为专用，“其友郑铎多良酝”，日呼与饮醉辄狂不可制。郑铎度其饮户，为制壶镌‘云波’二字至则饮之三十年如一日。这份慷慨无求，让后世赞叹。
晚明资本主义已然萌发，“即阀阅之家，不惮为贾”，商人养文士，而文士也爱商人的时候，那些商人们赚了钱，为富而仁，对文人的态度更是一改前昔。而那些傲慢自大的文人们，他们多半是由于他人瞧不起他所致，因此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傲气十足的情形。
朱元璋大开文人杀戒，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国家不养士了，那么民间就借了这个空档，养起士来。这便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气，即民间养士新风。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像李渔这样的人物，便能够随意向别人要钱要东西，而这些行为在其他朝代中几乎是不可能看到的。
总而言之，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后来的资本主义萌芽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这些都是影响人们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一系列因素。而晚明时期，那些文学家的生活方式，更是一个反映这一时代精神和文化特征的小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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