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阅《宛署杂记》，发现第十七卷中记载的“字民风二”章节，详细记录了明代万历年间老北京方言的多种说法。原来以为这些表达是由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燕赵一带自有的独特用语，颇具研究价值。
父亲提到：“爹，还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大，一个是别（平声）—后两个方言谁记得？”父母与子女之间称呼也有一定的规则，如“哥哥”和“姐姐”，虽然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亲属称呼仍然存在，但其原始意义已经被淡化。
在日常交流中，有些习惯用语已不再流行，如代替人叫“挂搭僧”，这是一种戏谑或讽刺他人的方式；而“乌卢班”的含义却未能留下痕迹。若是不诚恳地说话，则被称为“溜达”，但这种表达已经失传了。
对待事情不理睬则会被形容为“臊不答的”，即不予以回应。这一词汇在北方地区确实还广泛使用。而对于事情不着急，不介意，可以形容为“疲不痴”。此外，对于物品如果觉得旧而无新意，就可以说它是“曹”。
还有许多其他奇特的词汇，比如将水倒满杯子时说的“你别再倒了，都溜沿儿了”。北方也有类似的表达，“浮溜浮溜的”，描述的是物体随波逐流般移动。如果话头没有完善结尾，便可形容为“齐骨都”。相反，如果事物缺乏条理整洁，则可能会被形容为零散无序，“零三八五”。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诸多特殊名称，如水桶被称作“稍”，而老鼠则可能会成为夜晚活动的一部分，被比喻成夜磨子。但遗憾的是，即使身处同一城市，也有人未曾耳闻过这样的古老名词。在探讨这些古老语言时，我们更应该深入了解它们背后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以便更好地理解当下的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