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阅《宛署杂记》，我发现第十七卷中记载了关于明代万历年间老北京方言的内容。原来这些话不是由满清北方带入北京，而是燕赵地区自有的特色语言，这个发现颇为有趣。父亲提到，除了“大”和“别”（平声）这两个说法外，还有其他两个词汇：父母称呼儿子为“哥哥”，女儿为“姐姐”。然而，作为父母对子女的称呼，这种用法似乎应该已经消失了。
代替人或物被称作“挂搭僧”，这个词汇意味着什么？而对于不诚实的人来说，被称作“乌卢班”，这是一个怎样的说法？不理人则被形容为“臊不答的”，即便是我这北方人偶尔也会使用这种表达。
若是不上紧事，则被形容为“疲不痴”，在现代社会中仍有人使用这样的表达。而物品如果并不新鲜，则被形容为“曹”。比如当水杯里的水装得差不多时，我们会说：“别再倒了，都溜沿了。”我的北方方言还有一个类似的表达，即“你浮溜浮溜地做吧。”
如果一句话开头却没有结束，那就叫做“齐骨都”；如果一件事既不能准确描述又显得混乱无章，就可以用来形容它是像零三八五一样无法捉摸。而水桶则常常被比喻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小库存空间，而老鼠夜间活动则令人联想到它们在黑暗中忙碌，就像夜磨子一样。我好奇的是，在北京，这些古老的词汇是否还能听到人们日常交流中的回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