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阅《宛署杂记》，发现第十七卷中记载的“字民风二”章节，详细记录了明代万历年间的老北京方言，这些话语原本我以为是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但惊讶地发现它们其实是燕赵之地自有的古老语言，真有趣。
父亲提起旧时口语，我听他说：“爹，还有两个说法：一个大，一另别（平声）—后两个方言你还记得吗？”在家里，父母用哥哥和姐姐来称呼自己的儿子女儿，但这两词虽然保留，却失去了作为亲昵称呼的本意。代替人说话叫“挂搭僧”，这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就被称为“乌卢班”，这个名字我从未听说过。
如果话语不诚实，就被形容为“溜达”，这类表达已经消失了吗？对人不理睬则被叫作“臊不答的”，连北方人如我也偶尔使用这种方式。若是不上紧，不着急也不介意，则可以形容为“疲不痴”，而且这种用法在现在仍然存在。
物品久新又新的东西，被称作“曹”。比如倒水到杯子里已达到极致，可以说别再倒了，都溜沿了。这让我想起我的家乡还有一个方言，“浮溜浮溜的”。如果是一头无尾的话，那就叫做“齐骨都”，完全无法理解。而一件东西若是不齐整，就被形容为“零三八五”。
水桶通常就是简单地叫做“稍”。至于老鼠夜间活动时，我们常说的就是它——"夜磨子"。但遗憾的是，这个词汇在北京似乎并不广泛使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更加好奇这些古老语言背后的文化故事，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和融入现代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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