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尔翻阅《宛署杂记》，发现第十七卷中记录的“字民风二”部分，详细记载了明代万历年间的老北京方言。原来以为是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词汇，但实际上，这些话语是燕赵之地自有的特色语言，颇为有趣。
父亲提起：“爹，还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大，一个是别（平声）—后两个方言谁记得？”父母称呼自己的儿子为“哥哥”，女儿为“姐姐”；然而，“哥哥姐姐”这两词虽然存在，但作为父母对孩子的称呼，其用意已经应该消失了吧？
代替人说话被称作“挂搭僧”，这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就叫“乌卢班”—这个词汇在我耳边还是陌生的。若是不诚实则被称作“溜达”—这类说法是否也随着时间而消失？
不理人的行为被形容为“臊不答的”，这在我的北方口语中也是常见的一种表达。而且，不上紧的事情则被描述成“疲不痴”，即便是在现代，我们这些北方人仍旧会偶尔使用这种方式来形容事物。
物品如果不是新鲜就被称作“曹”，但具体如何理解呢？再如，当倒水至杯子满溢时，就会说：“别再倒了，都溜沿了。”我的家乡还有个习惯性的表达方式，那就是把某物过量或不恰当地使用时，说它是“我浮溜浮溜的”。
如果一件事没有头尾，即使做完，也觉得还剩下未完成的事项，就会说那事务像是一个齐骨都——完全搞不懂其含义。而那些零散无整备的话语，则可以形容为零三八五——至少我自己能理解其中意味所在。
水桶自然也有一种特定的名字叫做稍，而老鼠夜间活动则可能被比喻成夜磨子——不过，这里的老鼠似乎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小动物。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我想知道这样的旧日风情和语言是否还有留存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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