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阅《宛署杂记》，发现第十七卷中记载的“字民风二”章节，详细记录了明代万历年间老北京方言的多种表达。原来以为这些词汇是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遗留，但事实上它们是燕赵地区自有的独特语言，有趣至极。父亲提起几个古老的说法，让我回忆起来：一个是大叫“大”，另一个则是别称为“别（平声）”。在家里，父母向儿女喊话时用到的词汇，如“哥哥”和“姐姐”，虽然依旧存在，却逐渐失去了作为亲昵呼唤之意。人们在互相指代时使用的是“挂搭僧”的说法，这意味着什么？还有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说法，比如“乌卢班”——这是什么意思？若论真诚与否，则被称作“溜达”，但这也已成为过往。在不理人时，我们会用到“臊不答的”这个词，它甚至还流传到了我的北方同胞们之间。不急于行动就被形容为“疲不痴”，而当物品久未更新时，我们便称其为“曹”。例如，当水桶接近满盈时，我们会说：“别再倒了，都溜沿了。”我所在的地方，还有另一种表达方式，“浮溜浮溜的”。如果一句话开头却没有结束，那么它就是个例子中的描述，而我们则形容它为“你说的太快，听得都像‘齐骨都’了一样！”另一方面，如果某事缺乏条理或整洁，就被讽刺地称作“你这工作真是‘零三八五’！”至于水桶，则简直就是个小小的人类化名——稍。而夜晚的小偷呢，被比喻成夜磨子，这让我想起了许多关于老鼠捕捉技巧的小故事。但对于北京人的习惯，我却知之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