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即位后，励精图治，希望重振国风。然而，朝中党争依旧激烈，加上连绵的灾害和民变，使得百姓忍无可忍，最终在多地爆发起义。明朝此时已处于生死攸关之际，其灭亡只待时间推进。当时，如果崇祯皇帝想挽救局势，他是否能通过南迁来挽救？历史上曾有南迁成功的先例，如赵构建立了南宋、司马睿创立了东晋。但对于崇祯来说，更大的挑战是他已经失去了民心。
如果将崇祯皇帝视为“南巡”，这是一种充满幻想的事情。许多人认为，如果崇祯皇帝能够成功转移至南方，他至少能够在那里建立一个割据政权，即所谓的“偏安江左”。历史确实有类似的案例，如赵构和司马睿，他们都在南方成立了自己的政权。
如果我们假设崇祯皇帝选择了这样的道路，比福王朱由崧更具说服力，因为朱由崧建立的南明政权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统治能力不足。而且，在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人宣称自己是太子，这表明大家对朱由崧不够信任。如果当时是崇祯亲自掌控，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然而，这些都是基于假设的情景，而实际问题远比这些复杂。在决定性的时候，大明已经丢失了民心。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边关看，当袁崇焕被杀后，将领们人人自危，不再忠于大明，而是在国家危机中投靠满清或其他反抗力量。第二，从朝内看，大臣们与尊主相去甚远，无论财政困难还是外敌入侵，都没有得到他们积极响应。此外，当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时，大臣们纷纷逃离，只留下孤独的君主。
第三，从士族看，要获得士族支持并不容易。大量衣冠流离失所者可能会追随新兴势力，或因与地方士族矛盾而无法共存。此外，即便在当地拥有影响力的士族，他们也可能因为不相信大明天命尽归一统，不愿意迎接新的领导者。
第四，从民间角度来看，人民对大明政府税收过重感到愤慨，对农民起义军如李自成、张献忠抱有同情，因此自然倾向于支持这些“贼寇”。
最后，从农民起义军角度考虑，即使存在前例，也不能忽略到农民起义规模宏大、群众基础广泛的事实。在如此背景下，即便是在新的区域尝试重新开始，大量的人口仍然会站在那些提供解脱与希望的声音这一边，与任何形式的大明政府保持距离。
因此，即使以一种理想化的情境考虑，若要实现他的目标——挽回局面并维持国家稳定——即使进行一次政治上的巨大转变（即“南迁”），他依然缺乏必要条件去确保成功。这是一个充满可能性但又充满疑问的问题：如果有一线希望的话，是不是早晚总会有人站出来，用行动证明真正改变事态发展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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