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讲过，崇祯帝有心理疾病，他性格阴沉多疑，对谁都不信任，只相信自己。据说他执政期间，换了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不仅诛杀了七位总督，还杀死了十一位巡抚和逼死一人。这其中包括袁崇焕、熊文灿、杨镐等国家栋梁人物。只要崇祯对他们产生怀疑，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他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然而，这样一来，国家的栋梁被消灭殆尽，结果确实是国运衰败。
崇祯不仅杀人，而且还要加以示众，比如对袁崇焕，不仅在大街上凌迟，并且号召百姓来分食他的肉，同时家属要被流徙三千里，并抄没家产，将其彻底抹去。
袁崇焕是一名忠勇战将，以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著称，但因一封反间的信，他的战功全部化为乌有，被宣布为叛臣，最终死得极其凄惨。崇祯通过这样的方式想要震慑后人，但实际上却让人们看到了皇帝的弱智与残暴，以及自己的可能命运。而面对这种灭绝人性的白色恐怖，大臣们自然不会轻易变节，他们知道自己将来会被史官写进“二臣传”中，但为了生存和家人的安危，他们不得不寻找逃生的机会。
这些受中国传统忠孝思想熏陶的大臣们，在明朝末年选择投靠清朝，是因为清朝给出的条件相比之下显得更为宽厚。一方面他们看到清朝没有随便杀大臣的混乱；二方面他们看到早年投奔清朝的人，如范文程、李永芳等，都获得了重用，有的是甚至结成了亲戚关系。大清在处理这类问题上的手腕远远超越了崇祯时期“杀kill kill”的做法。
因此，被崇祯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大臣们，也开始寻找逃跑或弃暗投明的机会，他们渴望生存。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高级军事人物也纷纷倒戈，如孔有德、耿仲明在1633年的四月降服，尚可喜则是在同年的四月降伏，而洪承畴则在1639年的松锦之战中被俘并最终降清。
祖大寿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先是在1631年的大凌河之战中降服，然后又逃往锦州城，与清军对峙十年后，在松锦之战中再次降服。但皇太极依然接纳他，并授予他总兵衔，使祖大寿深感感激，这种情绪后来影响到吴三桂，使他也决定向清方投靠。
从此以后，大量明朝参将以上级别的人物都选择向清朝投诚，有沈志祥、孙可望等120多人。这意味着那些转loyalty 的高级官员基本上都能得到一品大的职务或王公爵位，这些爵位直到晚 清仍然由他们家族所继承。这些官员可以说是无偿赠送给了满族政权，而对于是否叛变的问题，其背后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于个人道义价值观念以及时代背景下的利益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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