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讲过，崇祯帝有心理疾病，他性格阴沉多疑，对谁都不信任，只相信自己。据说他执政期间，换了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还杀死了七位总督、十一位巡抚和逼死一人。这其中包括了袁崇焕、熊文灿、杨镐等国家栋梁大臣，只要崇祯对他们产生怀疑，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掉。然而，这样的做法导致国家失去了栋梁，确实走向衰败。
崇祯不仅杀人，而且还喜欢示众，比如对袁崇焕，不仅在大街上凌迟，还号召百姓来分食他的肉。他的家属被流徙三千里，并且抄没家产，让他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
袁崇焕是一个忠勇的战将，在宁远和宁锦的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但因一封假造的信件，他的功绩就全都化为乌有，最终被判决死罪并遭受极其惨烈的处罚。这样的行为让人们看到了皇帝弱智与残暴，以及自身可能遇到的结局。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愿意继续跟随这样一个领导人的道路，因为只有死亡等着他们。
这些受中国传统忠孝思想影响的大臣，他们不会轻易变节，即使知道自己的名字会被史官写进“二臣传”，但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生路。而这条生路似乎就在清朝那里，那里的生活是明净无暇，没有随便杀大臣的情况；而早年投靠清朝的人，如范文程和李永芳，也都得到了重用甚至结成了亲情关系。大清提供的手腕比起崇祯“杀”字重复显得高超。
面对恐怖白色时代，大臣们纷纷寻求逃生的机会，也就是寻找弃暗投明的机会，以求获得生命。在1633年，孔有德和耿仲明降清；1634年，尚可喜也投降；到1639年，洪承畴在松锦之战中被俘后也选择降清。而祖大寿则先后两次投降，最终得到皇太极宽恕，被委以总兵衔。他感动地写了一封信给外甥吴三桂，为后来的吴三桂投降埋下思想基础。
从此以后，大量明朝的大臣开始转而投靠大清，有120多名参将以上军事人物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或获授一品衔，或封王公爵位，一些直至清末仍然保持着家族荣耀。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官员选择了同样路径，这些人几乎都是由崇祯无偿赠予给大清的宝贵财富。
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大臣们是否叛离主要取决于道义与利益之间的心理斗争，是因为追求更大的安全感，而不是单纯因为忠诚或背叛。不过，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那段历史留下的印记——那些曾经为明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们最终选择了另一种形式的忠诚：活下来，而不是为了绝望而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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