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研究中，人们发现家族中的男性往往在天性和思维上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朱元璋的残忍特质似乎被传递给了他的子孙。他的儿子永乐帝朱棣，在燕王位上通过政变，推翻了建文帝，并登上了皇位。他对历史的唯一贡献可能仅限于修订《永乐大典》，而其残忍和阴损刻毒，与朱元璋相比几乎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然而，即使如此，他篡夺皇权的情况仍然不被认为合法，这一事实众所周知。当他成功地推翻了那个文弱倒霉的侄儿后，他开始报复那些曾经支持建文的手下官员们。这些“奸恶”有的被剥皮，有的被油炸，最终死得痛苦万分。而即便如此，永乐心中的愤怒仍旧难以平息，最终采取了一种更为阴毒的手段：将这些“奸恶”的妻子、女儿、姐妹以及所有女性亲属——包括五十六岁的老太太——都判处做官妓。
根据记载，这些官妓们不得坐在妓院里静候嫖客，而是要送到兵营去，“转营奸宿”，以便尽量多的人能够接触她们。一份奏折记录了这样的情况：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妹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都有身孕。’”
这表明，无论是生育还是死亡，都不能阻止这种行为继续发生。这不仅体现出当时社会对女性生命价值缺乏尊重，还暴露出了最高领导层对权力行使手段无限制扩张的心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明近三百年的历史中，这种残酷一直未曾断绝，它如同家族遗传的一种文化，被这一家猥琐而歹毒的地主家庭所继承。
此前，大明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虽然保持了一定的尊重，但到了大明末期，这些知识分子的自由度遭受了极大的压制连人格尊严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害。大明以前，一千年来，只有偶尔使用一种刑罚，即廷杖。在东汉时期已经废除，但到了朱元璋手里，却又重新流行起来。这一刑罚除了可以决定受刑者的命运之外，还能最大程度地羞辱受刑者，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让他们感到痛苦不已。而这些受刑者，大多数都是极力推崇理学的大儒，他们遇到的悲剧只能说是一场荒唐的事情。这就是历史，不给我们的想象和逻辑留下任何空间或面子。
开国大将朱亮祖因反叛而遭到廷杖并同其子一起当场活活打死，被视为这一新刑罚首个受用者。此后两百多年间，当坐在高高龙椅上的每一个朱家皇帝拿出喝令声时，那台下的文弱大臣们就会被两旁如狼似虎的人员拉下来，当众剥光裤衩，用木槌狠命地打。在嘉靖年间，因议大礼之争，由于愤怒至极，便两次命令在宫门外痛打一百八十名文武官员，其中一次直接造成十八人的死亡。此事件堪称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情景之一。
随着时间过去，当新的野心勃勃、一意孤行的君主继位，他们利用血腥特务制度，如东厂、西厂、锦衣卫，将这种铁幕发挥到了极致。而那几十种耸人听闻的酷刑，如墨面文身（刺字并涂墨）、挑筋（斩断手筋或脚筋）、挑膝盖（用尖刀挑断膝关节）等，都再次风光登场，就像是在离我们5000年的古代就已废除却又回来了一样。许多酷刑原本在西汉文帝时就已废除，却又再次回到历史舞台上演绎，其创造性的落伍甚至超过了先前的水平。
直到最后的一代统治者崇祯，一边励精图治，一边大杀误国之臣时，大明帝国已经走向灭亡。在欧洲，则正在经历从黑暗中走向黎明的人类启蒙，而中国则沉浸在制度化暴力的黑暗时代中无法自拔。当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写道：“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他的话语反映出深切的心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法国革命家马拉也有过类似的呼吁：“宫廷是暴君巢穴，是罪恶温床，是国王历史也是国民悲惨史。”但当马拉站在巴黎议会厅倾诉这番激情洋溢的话语时，我们古老亚洲遵循的是另一套不同的规则，它正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更大的不幸和更多苦楚待在这个民族身上等待着它们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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