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元朝时期，一代大儒顾炎武的生活哲学与子嗣观念颇为引人注目。尽管他一生致力于反清复明的理想，并且奔波不息，还著书立说，但在家庭生活中，他却未能完全避免传统的责任。他一生无子，这对他来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当时，一位名医傅青主告诉他，即便是五十九岁高龄，也还有可能生育的时候，他果然不顾年龄之忌，纳了一妾。
如果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行为，那么它似乎显得有些荒唐。然而，在那个时代，任何理论想要获得广泛接受，都必须站在道德高地上。此时此刻，房中术虽然以节欲养生的名义出现，但这种理由实在太过狭隘、自私，与追求自由、平等和其他普遍口号相比，它显得格外苍白。
张天师就是这样一个例证，他推广的是黄赤之道和混气之法，其实质也是房中术。但是，他并没有直接这么说，而是将其包装成鼓励人们繁衍后代，没有人类宇宙就会灭亡，所以他把参与过度仪的人称作“种民”。
汉朝官方文献《白虎通义》中的《嫁娶篇》提到：“天子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国广继嗣也。”这说明多娶老婆主要出于多生孩子的目的。而当涉及到子嗣问题，即使礼节都可以适当变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仍有市场可循，因此，在古代情况就更加清楚了。
中国古代有一类图书极受欢迎，如《广嗣宝集》，相当于现代的育婴宝典，这些书籍对于想生孩子的一般夫妇来说，是必读之物。在这些图书中，就少不了收载着“仙传种子丹方”、“种子法”。
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对外国人来说实在难以理解，就连希拉里·克林顿也曾在美国国会上批评中国的生育政策，以为中国人连选择是否要生的自由都没有。实际上，她完全误解了事实：中国人热衷于生育，不是为了寻求自由恰恰相反，是基于对家族神圣责任——每个男子都有使本族枝繁叶茂的义务。一旦无后，则祖宗便无法享受到“血食”。这种近乎宗教崇拜祖先的心态导致了重视更多子的观念，因此，在许多传世房中术文献中，如《医心方·房内》的“求子第廿一”章节特别突出，这部分内容远远超过其他各节平均篇幅。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顾炎武身上发生的事情，并非单纯财产继承的问题（尽管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对于像顾炎武这样认为世界已经末日的大儒来说，它变得简单）。科学昌明，如果没有孩子，现代人会去找医治问药。那么古人的情形呢？除了祭拜祖宗鬼神，他们通常只能依赖房中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房中术绝不是一种下流学问，而是一门拯救全人类高尚学问。这一切让我们明白，每门学科初见时都会充满谬误；如今科学常识告知我们女性排卵通常是在月经周期中的某段时间以外，但是古人才往往就在安全期进行求子的尝试。
例如，《胎产书》中的记载表明：“禹问幼频曰：我欲殖人产子，何如而有？幼频答曰：月朔(指月经)已去汁□，三日中从之，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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