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版图的辽东三袁之中，袁可立以其卓越贡献，被誉为明朝边防的重要奠基人。他不仅是登莱海上防线不可忽视的建设者，在担任登莱巡抚期间，对当地军事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从七品小官起家，袁可立历经四朝，为“四朝元老”而受到尊敬，并被赐予“五世恩荣”的殊荣。
他以清廉著称，是一位难得的清官廉吏，其公正刚毅赢得了同僚和百姓的敬仰。在苏州名宦祠与白居易、司马光、文天祥等大才子并列，他的人格魅力令人钦佩。董其昌曾赞扬说：“袁公素性俭约，而振穷闵乏，则寒陋者愧；刚直不回，而奖善则溪刻者愧；肝胆论交，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他的博学多能和深远韬藏，更让人敬佩。
然而， 袁可立最早时期的小小七品推官身份，却有着不同于他人的处境。他面对的是一个权势交错、豪强林立的苏州。当时很多官员都避开这些敏感问题，不敢过问卷宗积累。但是，袁可立却勇于担当，“平反疑狱无葁，扬贞汰垢”，成为了太守石昆玉倚重的心腹人物。
在任职期间，他处理了许多著名案件，如“雷鸣案”、“湖州案”。其中，“雷鸣案”是一件震惊社会的大冤案。三位才华横溢青年因受害而遭逮捕，但后来经过袁可立坚决主张真相，最终得到昭雪。此外，当石昆玉因为依法办事而遭李涞诬陷时，即使面对高层压力，也没有退缩，只身站出来为石昆玉辩解，最终迫使李涞辞职离去。
作为一位忠诚于国家、大公无私的人物，在阉党和东林党激烈斗争期间，他保持独立，不随波逐流。在登莱巡抚期间，他维护了海上防线安全，并在与总兵毛文龙发生分歧时选择离开，这些都体现了他大义凛然的一面。明熹宗曾评价他：“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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