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袁可立并不熟悉，但实际上袁可立是辽东三袁之一，对明朝边防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他还是登莱海上防线不可忽视的奠定者，在担任登莱巡抚期间，对当地的军事经济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袁可立以小小七品推官入仕，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 “五世恩荣”之赏。他本人刚正不阿，清廉公正，是难得的清官廉吏，入苏州名宦祠，与白居易、司马光、文天祥、况中、海瑞等人并立。
董其昌曾赞扬袁可立：“公本俭素养福，而当其振穷闵乏，以身为溪谷，则寒陋者愧。本刚直不回，而当其奖善，覆过以口为羽翅，则溪刻者愧。本肝胆论交，而当其秉道疾邪，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本博雅多能，旁通艺事，而韬藏深远，则炫长者愧。”
最开始由七品推官入仕时，他不同于别人夹起尾巴做人生怕得罪权贵。特别是在任职之地——苏州，这里是各大势力交错的地方。在他之前的官员甚至都不敢对当地豪强多加过问，以至于办公桌上堆积了不少未曾处理的卷宗。
到了 袁可立之后，“平反疑狱无葸”，被太守石昆玉倚仗为左右手。任职期间，他处理了不少的大案，有“雷鸣案”、“湖州案”等。
雷鸣案，说的是发生在苏州的一件冤案。明朝是历史上受倭寇侵犯非常严重的朝代，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豪强因争斗而以“通海”的罪名大兴冤狱相互倾轧。这件冤案涉及三位才华横溢青年，他们因为招募乡兵御倭保家，被美酒上的富户举报谋反，最终被判决，其中两人的性命也因此丢失，只有一人幸存。此事件传到京城后，由于兵部尚书害怕受污蔑，最终被断定是一件冤案，并且由 袁可立亲自乌纱帽作保，最终保住了这三人的性命，但秦灯和王士骕已经先前在狱中去世，只有乔一琦得救，因此称作“雷鸣案”。
作为一位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人物，在面对李涞这样高级别官员时依然能够顶住压力直言上谏，为石昆玉辩解，还直接将李涞迫使辞职的事实摆在众目睽睂下，这种勇气和坚持，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极少数踏踏实行为国为民干事的人之一。在阉党和东林党激烈争斗的时候，他独立站出来，没有随波逐流，也没有陷于党派之间，从而赢得了民心和尊敬。
总结来说，无论是在政治生活还是个人行为方面，都可以看出 袁可 立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不屈服于权力的压力，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次又一次。他确实在这个充满复杂与矛盾的大环境中扮演着一个既清风正义又务实有功的人物形象，让后来的历史评价如同董其昌所言，将他的形象镌刻在人们的心头，如同永恒的地标一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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