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历史的长河中，袁可立以其卓越的贡献和清廉的形象，被人们广泛地赞誉。作为辽东三袁之一，他对明朝边防事务做出了重要的推动。他不仅是登莱海上防线不可忽视的奠定者，在担任登莱巡抚期间，对当地军事经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袁可立入仕之初，便是一名七品小官，但他凭借坚定的正义感和清廉公正的品格，历经四帝而为“四朝元老”，受封五世恩荣，是难得的一位清官廉吏。他与白居易、司马光、文天祥等名宦并列，被董其昌赞誉为：“公本俭素养福，而当其振穷闵乏，以身为溪谷，则寒陋者愧。本刚直不回，而当其奖善，覆过以口为羽翅，则溪刻者愧。本肝胆论交，而当其秉道疾邪，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本博雅多能，旁通艺事，而韬藏深远，则炫长者愧。”
在苏州府担任推官时期，袁可立处理了许多大案，如“雷鸣案”、“湖州案”。“雷鸣案”涉及三位才华横溢青年因误被指控谋反，最终经过袁可立断然证明冤情昭彰，为他们平反无罪。这一事件展现了袁可立坚持正义，不畏权贵的精神。
此外，在面对李涞等人的政治压力时，尽管只是七品的小官，但 袁可立仍敢于顶住压力直言上谏，为太守石昆玉辩解，并最终导致李涞自请辞职。这样的举动充分体现了他的勇气和高尚的情操。在极度复杂且充满党争的情况下，他始终保持独立，不随波逐流，这些都足以见证他的一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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