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徐枋，是一位明末清初的画家。我的父亲，徐汧，在明朝担任少詹事。我出生于江苏苏州，这里是我根深蒂固的地方。字号多有称谓：昭法、俟斋和秦余山人。在公元1522年，我来到这个世界，而在1694年，我离开了它。
十六岁那年，我听从父亲的命令跟随朱集璜学习。在崇祯十五年的科举考试中，我考出了中举人的名次。那时的我，还未能预见到崇祯十七年的悲剧——明朝覆灭。当我的国姓爷以死殉国之姿去世后，我也曾想与他同行，但我的父亲阻止了我。他说：“吾不可以不死，若长为农夫以没世可也！”
之后，他让我遁迹于山野田园之间过隐居生活。我虽然没有像他那样殉国，但我选择了一种自己的方式：避开清朝的统治，不踏足城市。人们称我和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为“海内三遗民”。在这段时间里，我更加专注于读书和艺术创作，以书法绘画闻名四方。
有一次，我甚至寄给王士祯一个灵芝作为礼物，他还为此写下咏诗来纪念。这期间，即便有外界联系，也并未改变我对社会保持距离。当时的汤斌巡抚江南时，他得知我的住处，却独自一人前往拜访，而我仍然避而不见。他留下诵白驹之诗，最终无奈离去。
尽管如此，当蔡毓荣川湖总督亲自写信求画并带重金相送时，我回信但退还了金钱，并未接受他的请求，说：“明府是殷荆州，吾薄顾长康不为耳。”一介书生，不善耕种，也不出仕做官，这样的隐居生活使得我的日子异常贫寒。
由于生活困难，儿女先后因饥饿而逝世。而自己也常衣食不足，“日食一饭一糜”、“冬夏止服一苎衣”。三十七岁那年，一场大病将我折磨八十天，无药可救，只好静待死亡。但幸运的是，有位郑三山先生前来治疗，用药将疾病治愈。但接着，又卷入了“逋赋”案件，被迫四处躲藏，没有固定住所，那时候已经是“家止四壁、薇蕨不供”。
即便生活如此艰苦，我的气节依旧坚持到底。据说当时有一头驴，它通人性，每次需要换什么必需品，就放置书画在驴背篮子中。当驴走到城门外停止，不再向前夺取一步，这令周围的人惊奇，都争先观看，然后从驴背上取下书画再添上必要物品，让驴返回。这样的习惯持续下去直至老-age。
最后，在临终前的几刻，我坚定地嘱托家人：“宋中丞甚知我，如果我死去，请勿受其赙。”果然，当宋荦知道这一切之后，便赠予棺材，但我们家却拒绝接受，因为我们无法承担更多费用。在最贫穷的时候，即使身后的安葬都不得已凑合进行，这也是个人的遗憾之一。不过，如今回望往昔，那些经历与感受，对这个时代来说或许只是一段传说的历史脚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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