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教育

书院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组织形式，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这些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在宋代大体形成，趋于定型，并为以后历朝书院所袭用，构成完整的书院教育模式。一、学校领域里的理学化进程理学自北宋仁宗朝后期兴起后，迭经熙、丰新政和崇、观伪学之禁而遭朝廷排抑。元佑更化时期，一度期于功用，程颐并被尊为帝王之师，但不久绍述之论复起，理学失去官方讲席。至北宋末的靖康元年(1126年)，程门杨时出任国子祭酒，力诋王氏新学为邪说，矫枉太过，遂遭习用王学的太学诸生群起而诋詈，程氏学派再次失去官学讲席。南宋建炎以降，理学南渡;东南学者推崇杨时为程氏正宗，力诋王氏经学，排斥靖康和议，倡赞元佑学术，理学再次崛起。绍兴元年(1131年)，宋高宗诏赠程颐直龙图阁，其制词称程颐之学，潜心大业，高明自得，上接孔孟道德;要求世之学者，从而求之，从而听之.这样，正式为二程学说平反，确认了二程学说在教育领域的合法地位，科举程文，也稍用颐说。再加宰相赵鼎的极力倡赞，一时程氏之学风靡天下。学者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就被认为是贤大夫，反之则否。绍兴六年(1136年)，谏官陈公辅上疏请禁程氏之学，诏令：士大夫之学，一以孔、孟为师，而不必专主程氏一家之学。随后，秦桧入相，指斥颐学为专门，侍御史汪勃请戒仪司，凡专门曲说，必加黜落;御史中丞曹筠也请科举考试凡用程氏之说者，并加淘汰。从此，程氏学说被完全排挤出官学和科举之外，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死后，朝廷诏令科举取士，自今毋拘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道学之禁稍解、程氏之学又逐步占据了官学和科举的主导地位。此后三十余年间，程学与王学之争从未中断，朝野士大夫对道学之真伪、是非、公论不一，但正如大理司直邵裒然所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说明绍兴以后的孝宗年间，在官学与科场的王、程之争中，程氏之学占据上风，道学家已控制了取士大权。庆元二年(1196年) 杭州推官柴中行声称：自幼习《易》，读程氏《易传》以取科第，也说明程氏学说已取代了王氏新学，成为官学的正宗。但这种正宗地位并不巩固，即使在理学较为得势的时期，朝中又先后有宰相周必大、留正、赵汝愚等扶持，朝野对道学的非难之辞仍然很多，而道学家自称独承孔孟道统、接续圣学之传，也引起一部分士大夫的反感，就连孝宗皇帝，也对朱熹之类的所谓正心、诚意之论感到厌烦。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侍御史谢廓然请求科举考试勿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秘书郎赵彦中则指斥科举之文祖性理之说，别为洛学，是称怪惊愚，并且是导致士风日弊，人才日偷的根本原因。五年后，在宰相王淮的怂勇下，部分朝臣再次发难，指责道学欺世盗名，狂妄自大，窃圣学之名以济伪，上疏朝廷请禁道学。以后，程氏之学虽被士儒习读，而道学之名已为罪愆之辞。至庆元二年(1196年)韩侂胄当政，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上疏称：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当年科举取士，凡涉及义理之文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也成为世之.朝廷并明令申严道学之禁。解试、省试所取家状，必书不是伪学字样，朱熹及其信徒也被逐出朝廷和官学讲席，或被编入党籍。官学之中，理学几近绝迹。宁宗开禧末年，随着韩侂胄失势遭戮，史弥远当政，理学再度崛起。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理学名家李道传、真德秀出任太学博士，重掌中央官学讲席。朝廷也于当年诏赐朱熹谥号，以褒崇名节，明示好尚。嘉定四年(1211年)李道传上奏，称程朱之学使孔孟之道复明于世，凡学者修已接物，事君临民之道，本末精粗，殆无余蕴，因此疏请朝廷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正式颁布太学，以教育天下人才，为国家所用。并请废王安石从祀，在孔庙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定祀，上以彰圣朝崇儒正学之意，下以示学者所宗.次年，正式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立为学官。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再次上疏为周、张、二程请谥，并声称濂、洛、关、闽诸子嗣往圣，开来哲，发大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盛于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廷正式追谥周、张、二程为元、明、纯、正。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又诏赠朱熹为信国公。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视察太学，制《道统十三赞》，御书朱熹《白鹿洞学规》，赐国子监，宣示诸生，并颂诏高度评价周、张、二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 ;评价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论》、《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因令学官列之于从祀，不久又正式废黜王安石从祀，封周、张、二程为伯。从此，基本完成了宋代官学理学化的进程，结束了教育领域中程、王之学的长期争端。二、宋代书院的构成及其内容书院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组织形式，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这些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在宋代大体形成，趋于定型，并为以后历朝书院所袭用，构成完整的书院教育模式。宋代书院实行教学与行政合一的体制。书院的洞主、山长，既是书院最高的行政首脑，又是主要的讲席教师，多由当时著名的学者担任。如范仲淹曾为睢阳书院山长，主持讲席的同时，也为书院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课业和管理规程;南宋朱熹先后主持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的教务，并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学规。余如南宋著名的学者胡宏主持岳麓书院教席，陆九渊创办和主教象山书院，吕祖谦主教丽泽书院等等，均属此类。书院的经费大多采用学田供养制。早在五代南唐时，李煜就曾割善田数十顷赐作白鹿洞书院学田，北宋仁宗朝也曾赐给部分书院学田。书院将学田租给附近农民耕种，岁收租廪充为养费。南宋书院经费多为自我筹措，来源为私人捐助，或经官方允准，拨归寺观绝产和闲地充为经费。如南宋浙东一带颇为富庶，巨商甚多，故每有出资赞助书院者。东阳(今浙江金华)郭氏累代出资创办书院，家拨良田数百用以赡士，子孙诸代先后创立了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和南湖书院。浙东的杜洲六先生书院，据全祖望《杜洲六先生书院记》记载：设有先圣碑亭、礼殿、讲堂、养士六斋、慈湖祠、书库、门廊庖福(浴室)，并有田租资养学者。维持这样规模较大的书院，显然需要雄厚的财力和田租。书院除讲学和藏书之外，供奉先圣、先师、先贤的祀典，也是重要的职能。宋代学者郭若虚认为：学校奉祀先圣、先师、先贤，并为其绘像表赞，目的在于指鉴贤愚，发明治乱，并具有敦劝生徒，繇兹大化，与六籍同功的作用(《图画见闻志·叙自古规鉴》)。宋代中央官学及州县学校多设为祀典，供奉先圣先师，或在德行、政绩、学业的某一方面有可鉴于教化的先贤、官吏以及神灵等等，奉祀对象不拘常格。宋代书院也同样设置祀典，除祀孔子之外，北宋书院多祀本院的初创者，如白鹿洞书院供祀李渤，石鼓书院供祀李宽，睢阳书院供奉戚同文等等。南宋书院由于多由理学家创办，故其祀典也多奉北宋周、张、二程诸子，以彰明尊崇道统的含义。某一学派创办的书院也往往供祀本学派的宗师，如象山书院祀陆九渊，杜洲书院祀杨简。由此可见，书院祀典的供设，既有表明对先圣先师先贤或先辈的尊敬之意，又具有标明本院教育宗旨的象征性作用，同时也是为了彰明本书院的办学特色及其师门承传的系谱。宋代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官学不尽相同，但北宋书院鼎盛时期，官学并未设置，书院与家学同样都是讲授科举之学。南宋书院因理学家的倡导，大多讲求性理自得之学，注重学生道德伦理的自我训练和涵养，而不着意追求功名利禄。但南宋理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占据了科举和中央官学的主导地位，故尔性理之学也未必能与科举利禄之学截然分开。不过，书院大多由著名学者主持教学，并往往成为某一学派的渊薮之地，故其教学水平高于一般官学，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双重功能。宋代书院实行自由讨论学术的教学方式，并强调自学为主，师生共同研习学问，办学风格较为开放，气氛活跃。学生可不拘于一家一派之学，自由择师，来去自由。故尔学生的思路也比较活跃，眼界也更加开阔，诸如浙东奉化舒璘少向张栻问学，以后又先后追随陆九渊、朱熹、吕祖谦求学，终成大器，被丞相留正誉为当今第一教官.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上饶)人汪应辰少从吕居仁读书，以后历拜胡安国、张栻、吕祖谦为师，求得造道之言，终成绍兴五年(1135年)殿试状元。书院自由拜师求学的风气，显然是与理学家的倡导和教育实践分不开的。宋代书院讲学也颇为开放，讲学之师不限于本院教师，凡当世名儒、诸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可应邀开座讲学，且不受资历和年龄的限制。诸如：南宋理学诸派中，朱陆各立门户，相互辩难，但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也邀请陆九渊前去讲学，朱熹竹林精舍作成，也邀请学生黄干代即讲席。这种相对自由开放式的教学制度，使得书院往往成为名师荟萃的学术中心。学规是宋代书院综合治校的立法依据。学规不仅制定书院教学的宗旨，培养学生的目标，限定学生的行为准则，而且在观念上具有塑造学生思想模式的作用。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为例，它首先规定了书院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明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封建伦理关系法则，要求学生敬敷此五教.其次规定为学的次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再次规定修身、处世、接物之要，大体不过是忠恕仁义、改过迁善、明道非利之类的伦理说教。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规定了书院教育的目的、宗旨、内容和方式，成为以后历代书院制度模拟的范本。三、蒙学教材的大发展宋代学者十分重视蒙学教材的建设，蒙学教材的种类和内容均比唐代有大幅度的增长。宋代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较为发达的时期，无论是编纂的形式内容及文体诸方面，都在充分参鉴前人长处的基础上，发挥出本朝文化的优势，形成独自的特色。这种文化优势一方面得益于宋代社会重视文治、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各个学科均有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程朱理学的滋生与发展。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宋代蒙学教材注重博学和道德启蒙的两大特色，也为后世的蒙学教材约定了基本的方向。就内容的分类来讲，宋代的蒙学教材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历史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王逢原的《十七史蒙术》，刘班的《两汉蒙术》，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这类蒙学教材都采用了后唐李翰《蒙术》四言韵语的体例，以便于诵读记忆。其二，博物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和王应麟的《小学绀珠》。其三，伦理道德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小学》、《训蒙诗》，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刘清之的《戒子通录》等。其四，起居礼仪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童蒙须知》、《训学斋规》，真德秀的《教子斋规》等。其五，家庭范围内训诫类的综合性启蒙教材。主要有司马光的《家范》，赵鼎的《家训笔录》，袁采的《世范》，叶梦得的《石林家训》等。在上述诸书中影响较大的有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司马光的《家范》及《袁氏世范》。但这类蒙学教材，或者板着脸长于训戒，或者过于冗长不便记诵，或义理深奥不便领会，因而不如《千字文》、《兔园册》之类的蒙学书籍流传广泛，也不宜被广大村塾乡学的儿童所接受。有些书籍虽以蒙学为本旨，实际并不是切实可行的蒙学教材，如《家训》、《家戒》之类的书籍，虽标为家塾训蒙之书或为训课幼学而设，但既不成韵，也不成系统，且文义冗长，很难被儿童接受，实际只是在局部范围内介绍或规定蒙学教育方法、宗旨或内容等有关问题的书籍，是为家长或蒙师编定的蒙养教育参考书。宋代蒙养教材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相传王应麟编写的《三字经》和轶名作者所撰的《百家姓》。《三字经》是一部进行博物性知识教育的蒙学书籍，采用三言韵语的方式，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典故、名言、人物等方面的知识，上述历朝兴废，下至宋代史实，后由明清人补续了辽金以下的部分。该书编次顺序或按知识门类，或按时序;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不相杂厕，较南朝梁人周兴嗣的《千字文》以及汉代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有关名人的知识容量，过之数倍，且行文句式更为简洁明了，易读易记。《百家姓》是一部典型的启蒙识字教材。它集古今姓氏为四言韵语，因尊国姓，而以赵字为首。内容虽无义理可言，但字韵舒畅，便于诵读，且篇幅简短，切于实用，因而深受民间乡塾和家庭的欢迎，成为宋代以后流传最广、几乎家谕户晓的蒙养教材类似《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蒙学读本，虽然字里行间也夹杂着封建纲常伦理的道德说教，但由于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容易被儿童理解，对于没有机会或资格上学的贫家子弟，也可以通过邻居或长辈的帮助，从小诵习这些读本，从中获得一些粗浅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伦理常识，既满足了统治阶级化民成俗的需要，又可帮助农民子弟摆脱完全文盲的状况，认几个字，知一点礼，客观上有助于提高其文化素养和生产、生活能力。特别是在家族观念十分浓厚的封建社会，抓住姓氏这个要害进行启蒙识字教育，也可以说是准确适度地把握并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心理。《三字经》、《百家姓》的编纂为后代历朝的蒙学读本提供了范本，但元明清诸朝蒙学读本的编写虽多因循《三字经》、《百家姓》的格式、或加以改编重印，但其影响和流传范围都远不及前者广泛。由此可以证明：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宋代蒙学课本，已达到了中国古代蒙养教材编纂的最高水平。综观宋代蒙学教材的编纂情况，还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一是蒙学教材虽然粗浅通俗，但在宋代却多由著名的学者宗师执笔，诸如司马光、朱熹、赵鼎、真德秀、吕祖谦，均为一代宗师，或位尊为宰相，并不因其粗浅而不屑自为。这一点，反映了中国古代良好的蒙学教育传统。二是宋代蒙学教材大多是南宋的作品，这一点，也反映了南宋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和普及的状况。责编：人学研究网华夏春秋栏目·紫天爵参考文献：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