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都于长安，洛阳是它的东都。从唐高祖至高宗，均以长安为全国的中心，但是武则天登上帝位之后，除了长安元年（701）十月到三年十月这段时间住在长安以外，其余时间一直住在洛阳。
据史料记载，武则天于684年9月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并且“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改东都为神都，无疑是想抬高洛阳的地位；而“太初”则意味着一切从新开始。与此同时，武则天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688年2月还在洛阳建立了明堂。七庙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明堂是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祝各种大典的场所。武则天把七庙和明堂建在洛阳，无疑是想要以洛阳代替长安了。
此外，691年7月，也就是武则天登上王位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把关内十万户居民迁到洛阳。至此，武则天要以洛阳为全国新的中心的用意已显露无疑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长住洛阳，并以洛阳代替长安呢？
有一种说法来自于传统史书的记录。《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等史书上都记载，武则天曾与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王、萧失势被囚，高宗恻然伤之，对二人表示即将重新处置。武则天知道后，令人杖二人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瓮之中，还骂道：“令此二妪骨碎。”二人数日后死去。
此后，武则天便经常在梦中见到她们“被发沥血如死时状”。为了摆脱恶梦的困扰，她先是移居蓬莱宫，但眼睛前面还是经常出现两人身影，不得已，就直接迁居到洛阳。这种说法自司马光开始已流传了很久，但是它看似顺理成章，却有许多漏洞。
首先，武则天常住洛阳并把洛阳作为中心，是高宗死后的事，距离王、萧二人之死有20多年了，把二者联系起来成为因果关系，不免有些牵强。其次，就武则天一贯的行为和性格来看，她不像是那种惧怕厉鬼报复的人。移居洛阳之后，她也没有少杀人，有学者甚至认为她杀人杀得“手滑”。因此，史书的说法难以成立。
另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之所以长期住在洛阳，“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阳可以纵情荒淫享乐起见”。这种说法也有待商榷。因为武则天先后任皇后、皇太后和皇帝，她的一举一动均受人瞩目。她要享乐也好，要掩盖曾在长安出家为尼也好，简单地靠迁居洛阳的方式并不能掩盖过去。更何况徐敬业起兵时，骆宾王起草的檄文中就有“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的词句，可见她的过去早已为天下人所共知，再怎么迁都也于事无补。
至于她要享乐，就更不用避人耳目了。且不说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为其面首一事是否属实，光看武氏的作风，她在平定叛乱和治理朝政上，手段之强硬与任何一位男性帝王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如果她要贪图享乐，还会惧怕的制约吗？
有人认为武则天长住洛阳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早在隋炀帝时，留在东都的时间比长安为多。入唐后，唐太宗曾三幸洛阳。其时关中屡遇天灾，农产品供应不足，所以帝王往往移居洛阳，等到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再回到长安。唐高宗曾七次到洛阳去，也主要是这个原因。至武则天，干脆就长住洛阳了。长安的运输远不及洛阳来得方便，而洛阳地处南北运河的中点，交通漕运便利，因此洛阳得到武则天的看重固然不排除有及帝王私欲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因其经济地位决定的。
还有一种说法，较前面几种而言更为新颖，即认为武氏迁居洛阳是出于的需要。她的目的在于改朝换代，以周朝代唐朝。在封建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继承制度的局限下，一个女人要夺取王位，做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实属不易，而武则天先后作为皇后、皇太后、皇帝，这一路走来更是比男人多了几分尴尬。虽然她最后成为了一国之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作为李氏之妇，其子为李氏之后，她和李氏之间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法改变“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传统思想和以男子为中心的帝位继承制度。
她不能与李唐皇朝彻底决裂，不论是贬低或是抬高李氏王朝对她都是极为不利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她只能选择另起炉灶，建立新的中心，这样一来，既不会侵犯李氏在长安的原有地位，也显示了武氏在洛阳的另一番至高无上。无疑，这一举动对于协调李氏和武氏的矛盾也是有利的，显示了武则天的才能和智慧。
更有一种观点认为，武则天长居洛阳的原因是高宗时期开始的独特的军事和原因造成的。高武时期周边地区军事形势较初唐有很大变化，唐朝与东北方、西方、北方的战事不断。唐高宗为了便于指挥与高丽的战争，多次来到洛阳。与吐蕃发生战争后，唐朝面临着东西两条战线，高宗就在两京之间来回奔走。
从当时实际来看，洛阳正好位于全国几何中心的战略位置，较之长安更加便于应付各方的种种战事。武则天上台后，在制度上标新立异，别立系统，原因遂成为与军事原因并行不悖的长驻洛阳的又一原因。她想抛弃长安，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礼仪氛围。当高宗死后，她连高宗西葬都不愿回长安一趟。
那么，武则天要另外建立一个中心，她为什么不选别的地方，而是偏偏对洛阳“情有独钟”呢？持这种观点者认为这是由洛阳自身的各方面条件所决定的。
长安处于关中平原的中部，虽然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但是由于它屡屡为各朝代的都城，城市人口日益增多，所以随着时间推移就很难满足自己城内的粮食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在西汉年间，政府就大力发展漕运事业，然而由于路途的遥远，加上三门峡一段的黄河河道狭窄，多暗礁，所以漕运要付出很大代价，往往得不偿失。
而位于三河交汇中心的洛阳却与长安截然不同，洛阳尉杨齐哲曾在给武则天的奏书中称洛阳“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行，地当之中，人悦四方之会”。可见，当时洛阳在经济发展上的条件的确优于长安。
自古及今，洛阳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具有经济和军事两大方面的优势，历代帝王都对它非常重视。汉高祖称道：“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隋炀帝也说洛阳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这一切都说明洛阳在帝王心目中的地位，实际它具备了作为一个都城的条件。
到了武则天，她特别青睐洛阳，把洛阳作为新的中心，应该说是不足为奇的。武则天之后的中宗、玄宗等。又将神都改成东都，重新回到了长安，洛阳的重要性之后渐渐失去，从这点上看，武则天长驻洛阳可能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人物的特殊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