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官的角度看，纪晓岚的人生际遇是顺利的。24岁中举，31岁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除了乾隆33年因给犯了罪错的亲家通风报信被革职发配新疆二年以外，仕途算是一帆风顺。
从为文的角度看，他的诗、文和文言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在文坛都留下了足迹，但大都是应景颂圣或“弄笔遣日”之作，能表现真性情的作品并不多。真正让他倾毕生精力而为之的是对《四库全书》的编撰与整理。
乾隆35年，纪晓岚结束了新疆的遣戎生活“恩命赐还”，正在彷徨之际，《四库全书》开馆了，乾隆任命他与陆锡熊为总纂官，授翰林院侍读。这意外的恩遇使他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立即全身心地投入浩繁的《四库全书》的收集、整理、校阅之中，朝斯夕斯，兀兀十年。
乾隆46年大功告成。又带领大批缮写人员抄录七套分别藏于“七阁”，历时整整5年。再加上此后又重新校刊数年，真可谓“盖其生平经历，已毕萃于此书矣”！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大一部官修丛书，计收录图书3470种，79028卷；存目图书6918部，94034卷。
乾隆之所以不惜工本编辑这部“全书”，一方面是为了大倡“程朱理学”，另一方面更想借机大张旗鼓地收集民间藏书，以加强思想统治。所以，差不多在大规模征集图书的同时，查禁的工作就开始了。
各地督抚初审，四库馆臣复审，再由皇帝御览，层层把关，严查滥毁。据不完全统计，禁毁书籍“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等”。发现有问题的书，实行问责制，作者、作序者、收藏者都要被追查，于是，接二连三的一直与“四库”工程同步进行着。
往往一字不妥，片言可疑，即被封门抄家，株连九族，简直是又一次“焚书坑儒”，对传统文化不啻为一场浩劫。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复杂的，“全书”的编辑对传统文化还有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它是一次对古代文化的检验与总结，至今有相当一部分已成海内孤本，收藏之功不可小视。其后的二百多年，中华大地饱经战乱，如无“七阁”藏书，古籍流失或许会更加严重。
再者，在编纂《四库》的过程中还衍生了许多“副产品”，如：取其精华473种编为《四库全书荟要》，藏于“大内及御园”；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00卷；此外还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本藏书》等，其中的“提要”和“考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而且，在“四库”的影响下，近代还掀起了汇刻丛书的热潮，推动了文化建设。
那纪晓岚作为总纂官，在《四库全书》的功与过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
从现存资料看，没发现有关他参奏某人某书违禁的记载。再从当时的组织结构看，还有正副总裁、总校官、分校官，如果所选书籍内容出了问题，被追查的首先是这些人；只有文字出了问题，才打总纂官纪晓岚和陆锡熊的板子。
如此说来，在《四库全书》编辑的“过”的方面，纪晓岚似乎不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在“功”的方面却是可圈可点的。
首先是收集图书。在向民间征集图书的大潮中，纪晓岚本人献书105种，为北方之冠。同时，他也一直在做搜求遗书工作，而且出于“服善”之心，将不少当代著名文人，像钱大昕、王鸣盛、姜炳章等人的作品都收集著录，很为人们称道。
其次是编辑图书。这是纪晓岚和陆锡熊的主要工作。他们先将收罗来的书按《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区分其性质，再据质量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类。合格的重新抄写，其中优秀的刻印保存；不合格的只存目。
“四库”丛书汗牛充栋，人们查找阅读苦于无从下手，纪晓岚编撰了“总目提要”，提纲挈领，供读者择取，功德无量。他所带领的360名馆臣又都不是等闲之辈，都是一流专家，代表着当代最高学术水平。
大家分工协作，分类校阅，写出提要，再由总纂官增删考订，使它成为有体例、有组织、有见解的精品目录书。由于陆锡熊先逝，付出更多劳动的是纪晓岚。书成后连嘉庆皇帝都赞叹说他“十有余年，甚为出力。”
再次是校阅图书。由于“四库”工程“篇幅浩繁”，虽有校官把关也难免疏漏。“七阁”告成之后，乾隆偶加翻阅，发现“讹谬甚多”，不禁龙颜大怒，陆锡熊和总校官陆费墀均不堪压力，抑郁身亡。
唯纪晓岚带领一干人年复一年地进行艰苦的重新校理，“四至避暑山庄”。不过此老偏能随遇而安，校勘之余，能有感于山庄的山容水意、树色泉声，于是追录旧闻以消闲送老，写出《阅微草堂笔记》。
总之，纪晓岚对这部中国文化史上最大一部丛书的收集、整理、校勘乃至面世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编订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中国学术史上享有崇高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