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尔佳·文祥（1818年－1876年），字博川，号文山，满洲正红旗人，世居盛京（今辽宁沈阳）。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之一。
文祥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历任工部主事、内阁学士、署刑部侍郎、军机大臣等职。辛酉后更受重用，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期间力推洋务运动。他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有任职履历，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在外交、教育、练兵、海防、塞防等方面均有建树，尤其对同治年间政局产生重大影响。他也是晚清最高领导层中首位提出吸取宪政制度的精神以改进本国的施政的人。
光绪二年（1876年），文祥去世。追赠太傅，谥号“文忠”，入祀贤良祠。文祥好书、画，篆、隶得古法。有《巴林纪程》、《蜀轺纪程》等存世。
早年历练
嘉庆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1818年10月16日 ），文祥生于盛京的穷官宦之家。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入工部任主事。
咸丰四年（1854年），升任工部员外郎。
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天北伐时，北京一带许多工匠逃走，文祥被调至在北京设立临时的巡防处作事，因巡防出力加知府衔，赏戴花翎。六月又因验收海运漕粮，加道员衔。十月升工部郎中。十一月因襄办孝静成皇后葬礼有功而赏加三品顶戴。
咸丰六年（1856年），在京察中，文祥被列为一等，“记名道府”，但他因母亲年迈，而请求留京任职。
咸丰七年（1857年），文祥担任太仆寺少卿，十二月又擢升为詹事府詹事。
咸丰八年（1858年），署任刑部侍郎，不久升为内阁学士并兼礼部侍郎衔。四月，署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五月，奉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后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右侍郎。
咸丰九年（1859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同年历任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又历任户部、工部右侍郎以及户部左侍郎。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署理工部右侍郎；五月，充任朝考阅卷大臣，被授予左翼总兵之职。
留京善后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逼北京，僧格林沁密疏请求咸丰帝避敌热河（今河北承德），文祥“以动摇人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为由坚持反对。八月，因局势日益紧张，咸丰帝还是出走热河，命文祥署步军统领，随恭亲王奕訢留北京与英法议和。他对于列强的非分要求，能够据理力争。九月，圆明园遭焚后又遇土匪劫掠，文祥受命调兵严加巡捕。旋即以难以兼顾步军统领为由，上疏辞职获允，后又署正蓝旗护军统领。《北京条约》签订后，文祥疏请咸丰帝回京，“以定人心”。
同年年末，文祥与奕訢等联名奏请改变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制度，提出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大臣、外国语学馆等洋务主张，获准。文祥又密疏请求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新式火器，获准组建神机营。此外，文祥还分析内外形势，推荐富明阿、西宁镇总兵成明等协助僧格林沁平捻，又推荐张亮基、沈葆桢、刘蓉参与平定太平天国，得到咸丰帝采纳。
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文祥担任右翼前锋统领。三月，署任镶黄旗满洲都统，不久又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七月，咸丰帝病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军机大臣中独文祥一人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同年九月，文祥协助奕訢、慈禧太后发动辛酉，处死肃顺等人。十月，文祥与其他大臣疏请慈禧、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并简派近支亲王辅政，又议定具体章程和礼节。十二月奉命管理神机营事务。
中枢重臣
同治元年（1862年），文祥擢督察院左都御史、正白旗蒙古督统，并任内务府大臣，署任工部尚书、镶白旗满洲督统，六月兼署兵部尚书，七月，充任拔贡朝考阅卷大臣。闰八月，正式担任工部尚书，仍兼署兵部尚书。同年，负责处理咸丰帝丧事。
同治二年（1863年），文祥又充任朝考阅卷大臣，十二月，奉命管理理藩院事务。当年，江苏省城苏州和杭州被清军攻克，清廷欲嘉奖中枢大臣，文祥再三推辞。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清廷因南京攻克、太平天国覆灭，优奖中枢大臣，文祥仍坚决推辞，最后还是赏加太子太保衔。不久，署理正黄旗汉军督统。十月，充任阅兵大臣。
同治四年（1865年），署户部尚书，调任镶白旗满军督统。八月，“马贼”攻入直隶，文祥受命防护东陵，不久回京。十月，局势再度告急，文祥率神机营赴东北王达、马傻子起义。
同治五年（1866年），文祥成功将“马贼”下去。期间，调任吏部尚书。五月，回到北京，仍管理火药局，充任崇文门监督。十二月，《文宗显皇帝实录》及《圣训》编修完成，文祥获得封赏。
同治六年（1867年），署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同年他五十岁（虚岁）生日时，得到御书匾额及“福”字“寿”字等奖赏。
同治七年（1868年），充任会试副考官。捻军起义被平定，文祥“加军功二级”，并受命担任《剿平粤捻方略》一书的总裁。
同治八年（1869年），文祥因病数度请假，得假二月，假未满又丁母忧，朝廷特赐谕祭。
同治九年（1870年），百日丁忧满后，因病未出。天津教案发生后，文祥强撑病体，回朝主政，但病仍未痊愈，遂卸下部分职务。
同治十年（1871年），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同治十一年（1872年），授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充任武英殿总裁。八月，《剿平粤捻方略》编修完成。十二月，充任文渊阁领阁事。
同治十三年（1874年），文祥多次因病休假。日本侵台（见1874年日本侵略事件、牡丹社事件），他强撑病体，上疏请求“停不急之工作，谋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专力图维”。当时同治帝重修圆明园，预计费银至少几千万两，文祥遂与恭亲王奕訢等十名重臣联名谏阻，同治帝一度欲将文祥等十大臣革职，后在两宫太后调停下放弃此念，改重修圆明园为修葺三海，又遭奕訢等谏阻，终于彻底停工。作为惩罚，奕訢一度被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
经此打击，奕訢不能像之前一样勇于任事，但文祥挺身而出，凭借他的威望，朝局得以维持稳定，尚不致剧烈动荡。
日本侵台之事给文祥很大刺激，其暂时平息后，文祥与奕訢等奏请办理海防六事，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又上疏，指出不能因局势暂时缓和就对日本放松警惕，而要令沈葆桢认真布置防御、令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从速兴办海军，得到允准。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光绪帝继位后，文祥晋武英殿大学士。
光绪元年（1875年），文祥因长年患病，请求开缺，朝廷挽留，命其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当时，文祥因中国屡屡遭受外来侵略，上疏密陈大计，指出：立国的关键在于获得民心，西方的议会制虽然难以在清帝国推行，但其顺应的精神值得借鉴。同年，清廷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他支持左宗棠等人收复新疆、巩固塞防的主张，并支持左宗棠替代景廉担任西征军统帅，还力主由左宗棠负责对俄伊犁交涉事务。
鞠躬尽瘁
光绪二年（1876年），文祥病重。当时，距文祥提出“海防六事”已经一年多，但清廷又要重新加以讨论。文祥自知来日无多，又上密疏，追述清廷两次鸦片战争及以前对外交往的种种失策，痛陈十余年兴办洋务所受到的种种阻挠，又指出日本尚非列强，但侵台一事交涉已嫌费力，可见局势之危险。他主张：廷议之事如果在执行中不能如期坚持或不能真正落实，便不如不办；对于筹商清楚、势在必行的洋务举措，则要内外一心、实力推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皇帝能“念兹在兹”、“切念而健行之”，从而坚定朝臣兴办洋务的信念，否则中国的局势将不堪设想。五月四日（1876年5月26日），文祥病逝，清廷追赠太傅，赐骑都尉世职，入祀京师贤良祠。又拨银三千两为其治丧，派贝勒载澄作为代表前往祭奠，谥号“文忠”，归葬盛京时，则由盛京将军完颜崇实前往赐祭。
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归政，追念文祥“夙夜在公、襄成郅治”，下令赐祭一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