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逢五四谈说实话

（作者：王也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年年逢“五四”，岁岁谈，说实话，成了“五四”的一个符号，久之，人们便不大去想符号本身的意思，连《与科学》杂志编者也觉得今年纪念“五四”的稿子似应该挖掘点新意了。

上世纪初，维新思想家黄遵宪先生病重时叹曰：自己虽然名叫“遵宪”，却没有能够在祖国见到宪政。黄先生逝世百多年了，笔者仍常常想起他的话来。五四运动，是中国读书人掀起的爱国运动，缘起于一战后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划给日本。民族主义和主义是孪生兄弟，这哥俩又与科学、理性精神有不解之缘，所以在救国斗争中，“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科学)也顺便被请进国门，做了一回客人。说他们“做了一回客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入籍扎根，且仅仅是这个古老国家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读书人的客人而已。说来，早在“五四”之前，少数睁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就认识德先生了，并认定德、赛二先生能够帮助中国摆脱民族危机，他们甚至说动了皇帝来批准德、赛二先生入籍。可是，神州大地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却无动于衷，这也不能怪谁，因为百姓们多不识字，何以能够接纳德、赛二先生呢？前面提到的那位黄遵宪是怀着遗憾离世的，他的朋友梁启超经过思考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新民。他说只有把我们愚昧、奴性的民众改造成为懂得权利义务思想的新型公民，德、赛二先生才能在中国真正入籍扎根，国家也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梁启超的思路对头，但“新民”如何“新”法？关键在于实践：治愚，就要让人人都识字。识字就要上学堂。劳苦大众终日为温饱挣扎，上学对他们来说是奢望。1911年，读书人把民众发动了起来，辛亥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历史学家以这次的口号——“反满”来对应民族主义；以后建立的政体——“共和”来对应主义，便容易地确定了这次的近代性质。但是后的军阀混战，又仿佛回到了东汉末年！留学生鲁迅从城头不断变换的旗帜中看到了“内骨子依旧”的不变来，他笔下的民众代表阿Q是积极分子，却仅仅为了抢点东西而已，结果脑袋掉了也不知怎么掉的。为了改造国民性（也就是“治愚”），鲁迅决定放弃学医，选择当职业作家。然而话又说了回来：文盲众多的老百姓如何会读他的书呢？梁启超的学生张东荪直言说，先应“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然后才谈得上改造其头脑。道理很简单：治愚，首在疗贫，前提条件是解决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

不久前，笔者读到俞可平先生的文章《是个好东西》，又见李君如先生“是个不坏的东西”的谈话，钦佩之余，难免感慨：德先生早就不是陌生人，须知新中国是在“让一切不的制度死亡”的战歌中诞生的，怎么光阴到了21世纪，中国的思想家们又开始了“是个什么东西”的讨论！就好像一位用英文写作的人，一觉醒来，又从头学起了ABC，这一觉睡得何以致此呢？平心而论，造成思想的历程画圆圈，问题出在了几个层面。其一是建国后，我们很快放弃了新主义，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以为“、自由、、法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就是坏东西。殊不知，当我们彻底“革了文化的命”，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国民经济（包括文化教育）崩溃的边缘。其二是百多年来，思想启蒙运动仍然停留在了少数读书人中间。“、自由、、法制”这些东西没有深入到人民大众的经济生活中去。老百姓不懂得“无代表，不纳税”的道理。往深了探究，则是20世纪激荡澎湃的并没有达到梁启超所谓“新民”的目的——那些黄土地上文盲半文盲的父老乡亲们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尚是问题，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权利，等，就无从谈起。其三，世事沧桑，几经辗转，经济终于繁荣，权利话语兴起，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执政者中头脑清醒、有忧患意识的人们深悟“权为民所授”才是执政之源，于是“是个好东西”的呼声再起。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终于在“疗贫”问题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中国社会的组成部分也日益多元化，新的社会阶层在壮大。与过去所谓“读书人”阶层不同，中国的新社会阶层是驾驭着先进生产力，经济地位独立，不仅掌握自身命运而且越来越有导社会发展的阶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介绍说：“新阶层”不只是指企业主，更有民营企业的技术人员、受聘于大型民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个体户、律师、会计师和自由职业人员，还有从国外回流的“海归”人士。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新阶层的人数已超过1亿5000万人，占总人口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使用着全中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量的近三分之一，所从事的进出口贸易额在全国总量中占四成。这一快速扩大的崭新社会群体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的建设。在今年的“”上，社会新阶层的代表和政协委员不仅关注本企业、本行业的利益，而且更关注社会公共利益。、政协要有效监督国家财政税收问题提出来了；新闻立法要积极推进的意见也见诸报端。以专业的视角参政议政，是新阶层知识分子的优势。近年来，私有财产保护、物权法、非公有经济36条、新劳动法等法律条文的出台，都与这个群体的推动分不开。在此过程中，大批“海归”人士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优势。由于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愿意抛却为本阶层利益代言的狭隘立场，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专业和公益领域，为民众说话，为社会的进步建言献策。与此同时，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使两亿农民变成了市民（即使他们暂时还被称作“农民工”），他们的文化水平已超过前辈，他们的公识在成长……

年年逢“五四”，岁岁谈，那位对中国人来说早就不陌生，却久久不能入籍扎根的德先生，正在一步一步地变客人为主人！这不就是我们纪念“五四”最有意义的新意话题吗？